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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建立根据地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伟大创举。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即创建了井冈山、湘鄂赣、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敌后开辟创建了十余处成片的抗日根据地，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沂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长期驻扎在沂蒙山区，在这里直接领导创建了鲁南、鲁中、滨海三大抗日根据地，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解放战争时期，新四军北撤沂蒙，中共华东中央局、华东野战军在沂蒙成立并长期活动于此，沂蒙是华东解放区的首府。解放战争后期，鲁南、鲁中、滨海三大战略区合并为鲁中南区。我们这里介绍的沂蒙根据地的范围大致就是鲁中南区的范围。
沂蒙根据地为什么能在艰难困苦、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创建起来，为什么能在日伪顽的疯狂进攻、反复扫荡、四面蚕食、全力封锁下得以巩固和发展，从胜利走向胜利呢？下面围绕五个方面，谈一下沂蒙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经历。
一、独特的地理环境，使沂蒙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
古今中外，都把天时、地利、人和作为战争胜利、政权巩固的三大要素。沂蒙山区的地理环境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沂蒙山区位于鲁东南，东濒黄海，西接津浦铁路，南连陇海铁路，北依胶济铁路，是连接华中和华北的重要战略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北部、西部有沂山、蒙山、天宝山、抱犊崮等山脉，这里层峦叠嶂、沟壑纵横，自古就有“四塞之固、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的说法。东部有穆陵关、甲子山、马陵山等山脉，这里山深林密、丘陵起伏、道路崎岖，历来是埋兵布阵的理想之处。中部、南部有沂河、沭河、汶河等河流，这里平原沃野、气候温润、物产丰饶，且机动空间大，回旋余地广，进可攻，退可守。向东，可扼守石臼、赣榆等港口，既有出海之便，又得渔盐之利；向南，可控制东西交通大动脉陇海路东段，直出华中；向西，可钳制南北交通要道津浦路中段，威胁中原；向北，可直取胶济路中段，进逼华北。自古就有“南北襟喉，兵防綦重”的说法，更有“沂蒙山区好地方”的美誉。
沂蒙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地理概念。在以前，临沂境内虽有沂山、蒙山两大山系，但从未叫过沂蒙山区。1939年7月，中共山东分局第一区党委在沂南岸堤成立，具体领导津浦路以东，胶济路以南，陇海路以北，东至黄海这一区域的工作。后来由于日军在沂河两岸和临（沂）滋（阳）路一线设立了密集的据点，把沂蒙山区分割为沂河以东，蒙山南北三大片。为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山东分局决定撤销一区党委，先后建立鲁中、鲁南、滨海三个区党委。以后就以这三个区党委形成了三个战略区。鲁南区党委于1940年5月在平邑天宝山区的油篓村成立，其辖区范围东至沂河，西界微山湖，南至陇海路，北至临（沂）滋（阳）路。我们说的鲁南根据地就是这个区域。鲁中区党委于1940年10月在沂南艾峪湖村成立，其辖区范围东至沂、沭河，西至津浦路，南至临滋路，北至胶济路，这是鲁中根据地的范围。1941年2月，鲁中区党委在沂南县朱家里庄成立二地委，后来将序号改为地域称谓，叫沂蒙地委，其辖区正好是鲁中山区的沂水、沂南、蒙阴、蒙山等几个山区县，也是沂蒙山区的腹心地带，“沂蒙”名称从此叫响。1943年4月，在沂蒙山区的东部成立滨海区党委，其范围东至黄海，西界沂河，南至陇海路，北至胶济路，这是滨海根据地的范围。到了解放战争后期，为便于统一领导支前工作，先后撤销了鲁中、鲁南、滨海三个区党委，于1948年7月在沂水武家洼成立了鲁中南区党委，其辖区主要是原一区党委的范围。所以我们讲战争年代的沂蒙山区，一般是指鲁中南地区，即广义上的沂蒙。
正是由于沂蒙山区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创建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但也因为这种地理环境，使沂蒙山区成为日伪顽匪与我党我军激烈争夺的焦点地区，从而彰显了沂蒙山区的重要战略地位。
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沂蒙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关键
沂蒙山区是建党较早的地区之一，有着广泛的组织基础和影响。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就出生于沂蒙山区的莒县北杏村（今属诸城）。继王尽美之后，沂蒙山区一大批有志青年，比如，刘晓浦、刘一梦、李清潍等，利用在外地求学的机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得风气之先，不断向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古老沂蒙带来希望的曙光。到1932年，当时的沂蒙各县都有了党的组织，并领导发动了日照、沂水、苍山、龙须崮四次农民暴动，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撒播下革命的火种。
全面抗战爆发后，沂蒙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党领导发动了许多抗日武装起义，燃烧起抗日的烽火，成立起抗日武装队伍，成为沂蒙山区抗日武装的基干力量，也为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电报中曾说过：“山东方面已开展起游击战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派干部去，派一两个营作基干更好。”这说明山东抗战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因此，中共中央对山东的抗战特别重视，
党在沂蒙根据地创建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了坚强的党组织。1938年3月，中共山东省委进驻沂蒙山区。5月，中央派郭洪涛率领一批干部到达沂蒙，之后又分几批派出180多名党的高级干部和红军干部来到沂蒙。并把山东省委改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12月，又扩建为中共山东分局。中共山东分局派出大批领导干部和军事干部，深入沂蒙山区，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到1943年，在沂蒙山区，先后建立起鲁南、鲁中、滨海三个区党委和沂蒙、沂山、沂河、尼山、台枣、滨北、滨中、滨南等10余个地委，建立了沂水、蒙阴、费县、赣榆、日照等32个县委，以及300多个分区委和遍布基层的党支部，自上而下形成了坚强、严密的党组织网络。党员也从抗战初期的1300多人发展到6万余人，汇聚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1943年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后，罗荣桓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保证了山东党政军行动的一致性，使党的思想政治领导进一步得到加强。
正是各级党组织的大力发展，形成了党的坚强领导，为创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
二是制定了正确的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抗战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各级党组织在开辟和发展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抗战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推行“三三制”，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减租减息”，组织“大生产运动”以及整党整风、学习运动等，有力地调动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在根据地推行民主政治，普通百姓第一次有了选举权，并创造了“豆选”村长的创举，实现了政治上的翻身；在根据地建设中，各级党政军机关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关心群众生活，推出减租减息、大生产、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经济政策，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使穷苦农民经济上翻了身；旧中国，贫苦子弟根本上不起学，祖祖辈辈都是“睁眼瞎”，根据地办起小学、夜校、冬学、识字班、庄户学等等，使昔日的“泥腿子”变成了“文化人”，实现了文化翻身。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沂蒙人民，发自内心地唱出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心声，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使我党的的抗战斗争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也使根据地有了深厚的根基。
三是干部战士的表率作用。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在血与火的斗争、生与死的考验中，广大党员干部总是冲在前面，体贴百姓，掩护群众，保卫根据地人民。那时，党的组织，党员身份不公开，人们把八路军当做共产党人的化身，谁要是思想好、工作好、品德好，人们就私下里做个“八”字的手势，说这个人可能是八路军。由此可见，党员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和形象。举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这种表率的作用和影响。
115师到鲁南后，罗荣桓提出“建设铁的模范党军”，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次，115师某部到达抱犊崮山区的一个村庄时，已是傍晚，老百姓弄不清是什么队伍，立即惊慌地关紧寨门。八路军队伍就在村外露天宿营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老百姓看见黑压压一片人坐卧在村外，亲眼目睹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八路军，非常受感动，热情地将部队迎进村里。战士们进村后，热情的与老乡们拉家常、做宣传，帮助群众挑水、扫地、干农活……爱憎分明的村民们见八路军指战员和蔼可亲，与以往的“兵”截然不同，便主动为八路军腾房子、烧开水，亲如一家。
根据地初创时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部队供给全靠老百姓。因为鲁南山区土地瘠薄、兵祸匪患，群众生活困难，为部队凑上来的煎饼都长了毛，霉味很浓。罗荣桓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换点好的，罗荣桓却说，“老百姓日子很苦，他们可能连这个也吃不上。”说着，就拿起茶缸，把煎饼掰到茶缸里，用水过滤一下就大口吃起来。群众深有感触地说，“八路军心里装着老百姓，跟着这样的队伍干，没错。”
1943年春季大生产时，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经常和机关人员到田间帮助群众春耕。警卫班长徐洪德安排朱瑞砸土块。朱瑞说，“这些轻活让体力差的同志干吧，我去拉犁。”他个子大，使劲拉，结果不到一上午的时间，就把衬衣磨破了。使在场的干部群众很受感动。
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正是共产党人这种舍身为国，一心为民的模范行为，在沂蒙人民心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它像一面面旗帜，引领着人们前进的步伐，像春风化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田。也正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使人民群众了解党、认识党、选择了党，才建立起党群之间、干群之间、军民之间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从而使我党我军立于不败之地。
三、强大的人民武装，是沂蒙根据地巩固壮大的支柱
沂蒙根据地之所以能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建起来，之所以能在日伪顽的疯狂进攻下巩固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强大的人民武装作支撑。
在旧中国，沂蒙人民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民不聊生。许多土匪利用沂蒙山区的险要地势，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据史料记载，从1902年至1937年，就有刘黑七、陈三坎、王四麻子等十几股土匪。其中刘黑七为害最甚。他率部横行29年，窜犯山东、江苏、河北、辽宁、山西等16个省，残杀群众20多万人。上个世纪20年代轰动世界的临城劫车案，就是盘踞在鲁南抱犊崮山区的土匪刘黑七、孙美瑶制造的。那时，民众为了防匪，大的自然村多数修筑了围寨，购置了土枪、土炮，并建立起大刀会、民防团等武装。人民群众吃尽了兵祸匪患的苦头，追求和平，企盼安宁的愿望尤为强烈。所以抗战爆发后，共产党人团结抗战、救国救民的号召立即得到群众的响应，很快组建起兰陵国民抗敌义勇军、十字路抗日游击大队、沂水抗日游击第一中队等十几支人民抗日武装。山东省委进驻沂蒙山区后，整合全省各地人民抗日武装，于1938年12月在沂水王庄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共2.5万人，成为当时共产党领导下最强大的地方武装兵团。
为遏制抗日武装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开辟，从1939年夏，日军开始对沂蒙山区进行轮番扫荡，安设据点、修建碉堡，疯狂剿杀根据地军民。在军事上，组织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近十次，千人以上的扫荡上百次，千人以下的扫荡不计其数，他们采取铁壁合围、长途奔袭、拉网梳篦、分割清剿、强化治安等手段，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在经济上，采取以战养战，大肆抢掠根据地战略物资，蚕食、封锁根据地，以期困死、饿死抗日军民。在政治上、文化上，扶持伪政权，宣传东亚共荣，进行奴化教育等，借以破坏共产党、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瓦解抗日军民的斗志，图谋长期占领。
当时，整个沂蒙山区就是一个大战场，日、伪、顽、我犬牙交错，军事、政治、经济斗争尖锐复杂。
为了加强山东的抗战力量，中央相继派罗荣桓、陈光率115师师部及部分主力，徐向前、朱瑞率领的八路军第一纵队，以及抗大一分校等到达沂蒙，大大增强了山东的抗战力量。
为加强抗日武装建设，从分局、区党委到地委、县委、分区委以及村支部，层层建立军事领导机构，组建起各级人民武装，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群众武装三位一体的抗日武装。从1939年2月开始，沂蒙八路军部队进行多次整军运动，实现了主力部队党军化、正规化；地方部队主力化、政治化；群众武装基干化、组织化。把一支支放下锄头拿起枪，装备低劣、缺乏正规训练的农民军锻造成了政治坚强、军事过硬、士气高涨、能征善战的钢铁队伍。
抗战期间，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在沂蒙山区与日伪军打了许多硬仗、恶仗。如罗荣桓指挥115师展开的白彦三次争夺战，消灭日伪军800多人；徐向前指挥山东纵队取得的孙祖大捷，消灭日军120多人，击伤日军70多人；陈光指挥的塔佛山战斗，毙、伤、俘日伪军400多人；鲁中军区进行的葛庄伏击战，消灭日伪军1200多人；鲁南武装开展的苏家崮阻击战，歼灭日军300多人；滨海武装发起的郯城攻坚战，毙、伤、俘日伪军1000多人。这样大的战斗有100多次，小的作战近4万次，歼灭日伪军25万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抗战胜利后，沂蒙根据地变成了解放区，八路军成了人民解放军，在沂蒙的人民武装力量更加强大。根据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罗荣桓率山东八路军主力6万多人和4000多名干部挺进东北，陈毅率新四军军部抵达临沂。1945年10月，在临沂成立了中共华东中央局，1946年1月，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统一指挥山东、华中部队，新四军调入山东的部队与山东军区武装组成山东野战军，沂蒙山区的革命斗争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山东、华中野战军并肩作战。194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山东、华中野战军在临沂城东北部的前河湾组建成华东野战军，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组建成华东军区。华东军区辖6个军区和滨海军分区及两广纵队，共有地方武装约30万人。华东野战军辖9个步兵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共有27万人，是当时我军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劲旅。华东野战军在沂蒙山区南征北战，纵横驰骋，相继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是解放战争初期打得最好、战果最辉煌的部队。1947年1月，发起鲁南战役，首创全歼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5.3万人的战例；2月份发起莱芜战役，74小时全歼国民党军5.6万人，再创我军一次性歼敌的纪录。5月份又发起孟良崮战役，一举全歼国民党军整编74师3.2万人。当年，蒋介石发动内战时，仗着几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仗着美国的支持，仗着占有百分之九十的国土和雄厚的资金，信心十足，分外骄狂。其参谋总长陈诚放话说，“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可整个解决共军。”蒋介石还谦虚点，说“恐怕要5至6个月解决问题”。谁知战争打了一年，被歼灭112万人，而人民军队却愈战愈勇，从127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如果没有强大的人民武装，又怎么能巩固根据地，保卫解放区呢？
沂蒙根据地正是因为有强大的人民武装，才打不垮、拖不烂、攻不破，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
四、强有力的政权建设，是沂蒙根据地巩固发展的基石
有无政权建设是根据地建成与否的重要标志。没有政权，只能算是游击区。为了领导群众抗战，沂蒙各级党组织相继在鲁中、鲁南、滨海建立起行署、专署、县政府、区政府等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7月，在沂南县青驼寺召开了全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山东省战工会是省政府的前身，也是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政权组织，省战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并进入全盛时期。
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通过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市场管理、货币贸易斗争，实行合作、互助等多种措施，大力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较好地解决了军需民生问题，改善了群众生活。特别是实行土地改革后，根据地人民实现了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耕者有其田”梦想，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和参军参战、拥军支前的积极性。
过去我们常说，是根据地人民养育了共产党、八路军，这个说法不错，从根本上讲是这样的。但也不能忽视了另一面，那就是共产党、八路军解救了人民，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这是根据地群众发自心底的声音。所以，这两个方面都应当讲。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共产党、八路军如果不给老百姓带来切身利益，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老百姓，老百姓也不会铁了心跟着党走，也不会那么全面支前、全程支前、全力支前，更不会舍身去抢救、掩护伤病员。
在战争岁月里，条件那么艰苦，环境那么恶劣，战斗那么频繁，生活那么困难，但根据地军民却是信念坚定，斗志昂扬，群情振奋。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看到根据地的这种状态，便断定未来一定是共产党的天下。这种现象的产生除了党的正确领导，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动等因素外，宣传思想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沂蒙山区县以上各级党政军组织都开办党校、军政干校、艺术学校、财经学校等，为革命事业培育了大批人才。同时还创办了《大众日报》、《战士报》、《鲁南时报》、《鲁中大众》、《滨海农村》等十几种报刊，并组织起战士剧社、突进剧社、黎明剧社、文工团、姊妹剧团等2000多个文艺团体。在统一认识、凝心聚力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没有系统的政权组织，是难以开展好这些工作的。
五、坚实的群众基础，是沂蒙根据地巩固发展的靠山
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发动组织的广度，爱党拥军的程度，对革命战争支援的力度，尤为显著。这与沂蒙人民的光荣传统和优良品格密不可分。
沂蒙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由于受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的影响和陶冶，所以英雄俊杰人才辈出，名卿志士代不乏人。著名的24孝中，临沂就有7孝。璀璨的沂蒙文化，造就了沂蒙人民勤劳勇敢、诚恳正直、忠孝节义、自强不息的品格。
沂蒙人民素有反压迫、反侵略的光荣传统。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多次举行农民起义，表现了沂蒙人民闹翻身、求解放、争自由、要民主的美好愿望和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这种品格和精神在共产党领导下得到了充分发挥和全面升华。
我们说，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但这种强大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形成洪流。群众如果没有组织，就是一盘散沙。个体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可一旦组织起来，就是另一番景象。马克思主义者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革命运动中始终注意做好群众工作。
抗战爆发后，广大共产党人响应北方局“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深入基层，广泛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从省、战略区到地、县、区、村各级都成立起工、农、青、妇、儿童团等群团组织，把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特别是共产党救国救民的牺牲精神和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奋斗目标，与沂蒙人民渴望翻身解放的强烈愿望产生了巨大的共鸣，加之共产党人爱民亲民，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优良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无限信赖、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从而汇聚成强大的革命洪流，也成为共产党、八路军赖以生存发展的高山厚土。
在沂蒙根据地，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拥军支前的故事俯拾即是。蒙阴县垛庄镇刘云浦一家，是开明士绅，在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一次向八路军捐献长短枪40余支，并动员家族男女青壮年参加抗日队伍，其中有六位烈士血洒疆场。
沂水县西墙峪村戴文洲家中掩藏着八路军物资。日军把戴文洲父子绑在树上，逼问军用物资的下落，用刺刀捅一下，问一声，戴文洲父子浑身伤痕累累，血肉模糊，但他们咬紧牙关，始终不吐一字，最后惨死在敌人的刺刀下。
沂水县张效治家住着7位八路军伤病员。日军扫荡时，他先把伤病员一个个背到事前准备好的山洞里，最后才背着80多岁的老父亲躲藏，但刚出大门，就看见山纵医院的护士田桂芳拖着重伤向这边赶来。张效治的父亲急忙说：“快放下我，救八路要紧。”张效治二话不说，放下老父，背起田桂芳向山里跑去。田桂芳得救了，但张效治的父亲却惨死在敌人的刺刀下。
类似这样的人和事，在沂蒙山区数不胜数。那种舍身跳崖保护伤病员的英雄壮举，那种母送子、妻送郎、兄弟姐妹争先上战场的动人情景，那种一口饭做军粮、一尺布做军装的奉献精神，那种宁可流血也不流失军用物资的高尚品德，那种舍弃亲生子女养育八路军后代的博大情怀，那种用乳汁救伤员的神圣节操，成为沂蒙人民的光荣传统和骄傲。
原华东野战军一纵司令员兼政委叶飞，生前多次来沂蒙凭吊战场。他深情地说，沂蒙人民太好了，对革命的贡献太大了。孟良崮战役前，他住在一位老乡家里，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战马饿得咴咴直叫。房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声不吭，拿起镰刀就走了出去，不一会背回一捆麦苗喂马。叶飞发现后赶紧制止，第二天一早，房东又把新屋上的麦秸扒下来喂马。
叶飞说，没有老百姓的支援，也就没有孟良崮大捷。孟良崮战役前，国民党军三个兵团45.5万人，向沂蒙山区腹地进攻，企图把华野消灭在沂蒙山区。国民党王牌军74师张灵甫仗着其强大的战斗力，骄兵轻敌，孤军冒进，让陈毅、粟裕抓住了战机，围困于沂蒙腹地孟良崮一带。华野调集9个纵队参战，5个纵队担任主攻，4个纵队负责打援。与此同时，中共华东局和各级党政组织对支前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鲁中、鲁南、滨海各战略区紧急动员起来，积极配合主力行动，使敌人变成聋子、瞎子，所到之处，村村有枪声，处处地雷响，同时坚壁清野，疏散资材，掩藏粮食、水井，盘查行人，控制路口，封锁消息，最大限度地做好战备工作。
战役发起后，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沿线埋地雷、打阻击、搞袭扰，积极配合前线作战。战役进行中，出动临时民工60多万人，常备民工15.4万人，随军民工7.6万人，为华野运送弹药，供应饮食，抢救伤员等。后方上百万群众碾米、磨面、加工食品、架桥铺路，筹集军需。
反观国民党军，饭要自己做，马要自己喂，伤员要自己运，弹药要自己送，无形中减少了参战人员。这一增一减，此消彼长，优势更加明显。正像当年罗荣桓在沂蒙教育党员干部时说的那样：一定要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有了群众，就有了粮食，有了战场，有了兵源，就能最后取得胜利。如果没有千百万群众的大力支持，光靠“小米加步枪”与国民党军的飞机大炮对阵，要在短时间内吃掉74师是很难想象的。这就是民心的作用，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党永葆青春和活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