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2日晚上,4000余日军在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指挥下,秘密出动,不走大路,不经村庄,突然包围我驻马牧池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幸好纵队机关已经转移。
由于纵队机关与我们一旅驻地相距数十里地,对这一紧急情况没有立即知晓。而几乎与此同时,一旅机关也被日军重兵合围。敌人气势汹汹,妄想一举消灭这一鲁中主力部队。
此时一旅所属部队一、二、三团按上级反“扫荡”指示,已经突出敌人重围。一团由旅参谋长钱钧带领前往新蒙边界游击区;二团由副旅长胡奇才带领前往泰、泗、宁地区;三团已去蒙山。由于旅领导要召开地方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布置反“扫荡”措施和任务,因此旅首长和机关突围时间晚了一天。旅首长原计划跟纵队机关一起走,因为他们有侦察营,有电台,消息灵,容易突围。那天晚饭后,天已很黑,旅首长下令全体人员往马牧池快速行进。到了夜12时左右部队接近马牧池,命令暂停行进,侦察连派人进去探问情况。不料被敌人打了出来,原来马牧池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情况已发生突变,我们立即改变行动方向,部队迅速上了西边的丘陵。
王建安司令和周赤萍政委先把我叫去,讲了部队当前面临的紧急情况。然后又把政治部总务科长景宜亭、司令部管理科长马冠三叫到跟前。他俩神情严肃,语气平静地说,看来敌人对沂蒙根据地已完成了战略包围。根据目前我们的处境,部队要安全突围出去,行动方法只宜分散,不宜集中。司令和政委决定机关人员和部队分开行动。一、二、三团已按计划分头突围。他俩带领警卫连、侦察连、电台,在敌人包围圈内活动,观察敌人动向,然后伺机突围出去。要我们三人组成领导班子,主要由我负责,带机关人员在天亮前突围出去。我觉得马冠三、景宜亭长期搞机关工作,部队比我熟悉,建议由他俩负责。政委说,地方你比他俩熟悉,马、景配合你,就这么定了。领导既然这样说了,也就是命令了,我也不再推辞。司令、政委还交待我们,怎么行动都可以,只要能突围出去就是胜利。
这些人都是旅机关10多个科的干部,还有机关直属部队的通讯连、便衣侦察连、政治部、警卫连、宣传队、民运大队,以及一些勤杂人员,共计800多人。如果遇上敌人,我们的武装力量只有警卫连的几十位战士。机关干部中只有科以上干部才配有自卫手枪,其他人员都是赤手空拳,尤其是几十名妇女同志,在情况紧急时行动还得有男同志照顾才行。
司令、政委交待的任务非常明确。情况十分危急,敌人就在跟前。我们不能有片刻的犹豫和停顿。我决定部队直奔南墙峪。那里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便于隐蔽,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走了一夜,我们到了南墙峪山下。发现山下有哨兵,哨兵的衣服和我们一样,一问原来是纵队机关和特务团,他们在日军包围马牧池前迅速撤离,也选了这个地方,凌晨赶到这里,比我们先上了山。
等我们上了山,已是早上八九点钟,由于纵队机关的目标很大,日本鬼子追踪发觉后迅速包围了这座山。纵队特务团和日军打了整整一天,我们勇猛反击,阵地始终没有被敌人占领。但是我们部队的弹药和粮食很有限,必须在夜里突围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问纵队参谋处的人员纵队机关往哪里去,他们说往蒙山方向。我认为往那里突围,方向是正确的。我决定跟他们一起走。我知道那里是敌占区和根据地交界,日军力量相对薄弱,便于展开敌后工作。
突围开始了。我指挥大家跟着纵队机关走,他们有部队,情报也清楚。开始果然比较顺利,但经过芦山时,此地已被日军占领,中了敌人埋伏,发生了战斗。好在是夜间,目标不清楚,互相对射,伤亡不大。可是纵队机关被打散了,部队和机关部分人员突围出去了。幸好我们一旅机关没有被打散,也没有伤亡。没有突围出去的300多名纵队机关的同志要求和我们一起行动,合在一起,我们队伍增加到千余人。这时天快亮了。我们处在芦山脚下,山上是日本人,一旦发现我们就会被歼灭。
必须赶快离开这里。但是往哪里走?芦山在我们的北边,西北方向的黄草关已能隐约看见日本军旗——那里被敌人占领了;西边是丘陵地带,虽然便于隐蔽,但村庄多,容易暴露目标;南边是敌占区,后面又有敌人在追击。这时东边已开始露出晨光。敌人近在身边,随时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
最紧张的时刻到了。我知道这时干部和家属的眼睛看着我,等我作出决定,景宜亭和马冠三不熟悉周围地形,也急切地催我赶快下决心。千钧一发,事不宜迟。而我作出的最后判断是错是对,关系着千余人的生命。有几个胆子小一点的干部家属紧张得哭出了声来,有人在轻声安慰他们。这些家属和女同志绝大多数没有打仗的经历,遇到这种情况,难免非常害怕。这时我一再告诫自己,必须镇定和冷静,绝对不能盲目指挥。如果我选择的突围路线错了,我们这个1000多人的队伍,很难在敌人枪口下脱险,难免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我17岁入伍,4年来,第一次接受这样危急的任务,压力是很大的,但我头脑始终是清醒的。我仔细地看着地图,脑子在迅速思考着、比较着。最后我把突破口选在大王庄的西南方向,那里有一条大河,地势开阔,冬季水较浅,可以渡过去。我估计敌人不会在那里设埋伏,很可能是个空隙地段,因为我当时考虑敌人这次“扫荡”重点是山区村庄,他们会认为只要守住道路村庄,占领山头就行,不会想到我们会从大河过去。
我的决心一下,大家立即行动。
河水冰冷刺骨,河中间有两三尺深。河面有六七十米宽,开始时卷着裤腿,但很快被浸透了。男同志扶女同志,体强的帮体弱的。我在队伍中间,一边淌着水,一边轻声鼓励大家。只听到哗哗的涉水声,部队紧张而有秩序地前进。到对岸了,大家拧着湿透的衣服裤子,跺着冻得发麻的双脚。我注视着四周的动静,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内心稍许安定了一些。但我清楚,敌人离我们路程很近,不能有丝毫麻痹。我说我们还没有完全从敌人包围圈中突围出去,这里依旧很危险,不能停留,加快速度,直奔黄豆山。我们跑步行进,家属和女同志跑在队伍中间,一口气跑了四五公里路。这时大家不仅不感到冷,反而额头冒出汗了。
上了黄豆山,太阳出来了。我们千余人安全突围,没有一个伤亡,没有一个掉队。尤其是家属们,虽然受了惊,吃了苦,这时显得特别高兴。
不久,在芦山被打散的纵队敌工部的一部分人,通讯营的两个连,还有反战同盟的全体人员,包括十来个日本人,也跑到山上来了,要求和我们一起行动。他们吃惊地问我们是怎么来到山上的,我们告诉他们突围的路线时,敌工部通讯营的营长说,你们如果走别的任何一条路,肯定全军覆灭,根据得到的情报,敌人已经盯上你们了。你们虎口逃生,真是好运气。
这时又得知,纵队后勤处的一名科级干部带领十几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突围,隐蔽在芦山脚下树林里,想等到夜里天黑再走,结果被日本鬼子发现包围后都被残忍地杀害了。
我说大家绝对不能麻痹,我们还没有最后脱离敌人包围圈。但是不少人经不住两天紧张和疲劳,随便躺下睡着了。我毫无睡意,依旧百倍警惕地注意四周的一切动静。我反复考虑选择一条路线,如何安全地把千余人带出敌人包围圈。
在山上紧张地过了一个白天,我决定晚上向太、泗、宁地区转移。因这一带的地形和地方政府我都熟悉。这里是平原,我们沿着太、泗、宁公路一侧小路走。一边走一边观察公路上敌人的动向。天亮前,我们到了下峪。这里有上峪、下峪两个村庄,村民同喝一口井水。由于我们队伍中日本反战同盟的几个日本人要睡觉,我们就安排他们住进老百姓的家。这几户老百姓听到这几个人讲日本话,第二天早晨到上峪打水时说,下峪被日本兵占领了。当时上峪有秦启荣的部队,一听下峪有日本人,吓得立刻跑了。如果秦启荣这个反动顽固分子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我让大家在下峪稍事休息,天一黑,赶紧上路。紧急行军一夜,全体人员到了马头庄。这里的老百姓告诉我们,二团的部队就在离马头庄不远的查河一带。马头庄在平甫山的半山腰上,在山顶安排两个哨位,可以监视远处孙村伪军和张庄煤矿、新汶铁路的敌人活动情况。因此部队暂时驻扎在这里是比较安全的。
安排好队伍,和马冠三、景宜亭商议了一下部队紧急事项,我立刻骑马赶到二团驻地。团长吴瑞林、政委李伯秋还有副旅长胡奇才见了我很高兴。他们吃惊地问我突围的情况,并告诉我,纵队和旅领导及部队都已成功突围。我一直提着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讲了十来分钟带领旅机关安全突围的经过,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几宿没有好好合眼了,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现在一松弛下来,困意就挡不住了。他们把我搬到一张板床上,总算美美地睡了一个舒坦觉,醒来,已是傍晚时分。
与此同时,二团派人去马头庄与马冠三、景宜亭联系,迎接全体人员胜利突围。
在这次敌人的大“扫荡”中,我根据地遭受巨大破坏,许多村庄变成了废墟。马牧池一村,曾遭敌三次纵火,沂水南寨村仅130户人家,青壮年被敌人抓走80人。但是,根据地人民群众以顽强不屈的精神与敌人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发扬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为赢得反“扫荡”的胜利作出了无私贡献。
(作者简介:王芳,男,1920年出生于山东新泰。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参加八路军,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支队锄奸科长、敌工部长、旅政治部主任、兵团保卫部长。1949年杭州解放后,任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此后,又先后担任浙江省副省长,代理温州地委书记兼温州军分区第一政委,宁波地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83年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3月任公安部部长兼武警部队第一政委。1988年3月,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2009年11月4日在杭州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