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玷：划过夜空的文学慧星

兰陵，这座千年古城，古朴而沉寂，不过它会在不经意间创造着奇迹。自元代起，兰陵已经从战国以来的或县、或州、或郡等行政设置而沦为普通的乡镇，政治地位的下降同样影响着这片土地的文化生长。不过，兰陵毕竟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贾仲明、兰陵笑笑生、宋鸣梧、王思衍、王翳鹏、于腾等等继续书写着兰陵文化的辉煌。王思玷，这位在中国历史上仅仅存留31个春秋的热血青年，以其敏锐的眼光、真切的生活体验、杰出的才华，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殿堂里占有一席之地。他短暂文学创作的历史，如同划过夜空的彗星，虽然一闪即逝，然而人们会惊叹、回味它曾经的美丽。

1．生平大略

王思玷，原名王思璜，笔名王一民或王亦民，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人，生于公元1895年，死于1926年，出生于一个颇为殷实耕读之家。王思玷曾祖名王晓荣，是清朝的举人，做过江苏省奉贤、崇明两县的知县，为官清正。祖父王绍翀，为庶出。父王庚庸一生勤俭。王思玷兄弟三人，长兄王思璞，次王思玷，弟王思瑕。

王思玷受过传统的教育，他的启蒙老师王思颖，是清末秀才，在兰陵当私塾老师。私塾结束，王思玷到临沂县城读高等小学。高等小学毕业，与哥哥王思璞一同考入南京铁道专门学校学习。毕业，二人同时回到家乡从事开发民智的基础教育工作。那时，兰陵在文庙旧址上建立兰陵小学，王思玷兄弟三人都成为兰陵小学的教师，三人只有大哥王思璞是领工资的教师，而王思玷、王思瑕都是义务教员。王思玷、王思瑕出身于殷实人家，生活比较优裕，教书目的不是为了领工资，而主要是想传播思想、开启民智。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先是辛亥革命兴起，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启了中国民主共和之路。继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科学理性的光芒给当时忧国忧民的有志青年在黑暗中指明了方向。王思玷、王思璞兄弟是兰陵地区新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新思想、新思潮的传播者，是兰陵一带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实际推行者。他们积极参与兰陵小学的教学活动，希望借助学校宣传科学、民主思想，消除封建迷信与愚昧，开发民智。他们还积极推动创办夜校，推举校外人士孙传经为夜校校长，自编教材，向农民传播新思潮、新观念，带领他们认识外面的世界，以扩大他们的视野。他们带领学生掀神像，批判有神论，发动学生剪辫子，号召妇女放脚。在课堂上，他们向学生介绍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中外名人的著作。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王思玷等进步老师积极发起了为“五卅”惨案的募捐活动，他们不仅自己捐，还发动当地的名流、有影响的人物去募捐。在他们的带领下，兰陵，这个远离大都市的偏远小城，竟然与中国的革命运动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做得有声有色。

2．文学创作

五四运动以后，受新文学思潮的影响，王思玷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1917年初，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改良文学刍议》一文，正式打出白话文学的大旗。继之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吹响了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这一文学革命的号角。1919年，沈雁冰开始编辑《小说月报》，1920年《小说月报》这个“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的文学刊物，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们的支持之下，全部革新了；几乎变成另一种全新的面目”[1]。1921年9月，王思玷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用白话文写成的、反映农民疾苦的小说《风雨之下》。《风雨之下》以第一人称的笔法叙述了军阀统治给鲁南地区的农民造成的伤害，真实地反映了北洋政府统治下农民的疾苦。小说在写作方法上“完全摆脱”了章回小说的影响，非常成功地运用了“活人的口语”，真切地表现了“活的人生画图”，受到茅盾的高度肯定。这篇小说恰恰是那个时代所急需的血泪文学、写实文学、活的文学而不是死文学。

王思玷的文学创作，时间是短暂的，然而却是十分辉煌的。据孙天胜先生统计，王思玷仅在《小说月报》上就发表了七篇小说。这些小说的篇名及刊载时间分别是：

《风雨之下》(1921年9月·载12卷9号)

《偏枯》(1922年11月·载13卷11号)

《刘并》(1922年12月·载14卷2号)

《归来》(1923年5月·载14卷5号)

《瘟疫》(1923年12月·载14卷12号)

《一粒子弹》(1924年7月·载15卷7号)

《几封用S署名的信》(1924年8月·载15卷8号)

从《小说月刊》的发表时间可以推算出，这些作品大约写于1921～1924年间[2]。这一时期，正是王思玷在兰陵小学当教员时期，这说明王思玷心在乡间，然而关心时局，关心文学创作新思潮、新观念，故而其作品一问世，就受到行家的好评。其中《偏枯》最受学者的关注。

这篇小说大约写于1922年秋天，据田兵先生介绍，王思玷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偏枯”即“半身不遂”，小说生动地向人们展现了“苦人儿”刘四得了半身不遂之病后，一家人由其乐融融的生活一下子陷入生离惨于死别的悲剧命运。

一个依着古老佛寺高大的红色山墙而建的农家小院，覆盖着一棵参天的“大白果树”，院中零落地摆放着一些农家的劳动用具和生活用具，屋顶下住着一个五口之家——一对中年夫妇和三个虎头虎脑的儿子。只因男主人刘四得了“偏枯”(半身不遂)的怪病，这个其乐融融的农家失去了生活的顶梁柱，这个家庭一下子陷入了困境，整个家像刘四的身体一样瘫痪下来。他们卖掉了赖以生存的锄头，卖掉了家里唯一的白母鸡。他的邻居张奶奶是位心地善良、无儿无女的人，为了帮助刘四一家摆脱全部饿死的困境，把刘四的大儿子卖给庙里当和尚，介绍刘四的妻子带着次子给地主当奶妈，张奶奶则将尚未断奶的三儿子抱去抚养。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因主人公的一场病而落得妻离子散、骨肉分别的凄然结局。这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农村中习以为常的事情。王思玷用他的妙笔，深刻地揭露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农村的衰败，是一种深刻、写实的血泪文学。因而他受到茅盾的高度赞扬。

三篇之中，《偏枯》在技巧上最为完美。他用了很细腻的手法描写一对贫农夫妇在卖儿卖女那一瞬间的悲痛的心理。他的文字也许稍嫌生涩些，然而并不艰晦；他那错综地将故事展开的手法在当时也是难得的。他描写了站在“母性爱”与“饿死”的交点上进退两难的可怜女人的心情。他又描写了那大一点的阿大对于未来命运的敏感。他又描写了那个丈夫(患着偏枯症的)是比较“理智些”，咬紧牙关下的决心。他又描写了中间人的张奶奶(没儿没女的老婆子)滴着同情的而且也是母性爱流露的眼泪。这是三千字左右的短篇，然而登场人物有六个，而这六个人物没有一个不是活生生——连那还在吃奶的三儿也是个要角，不是随手抓来的点缀品。而在六个登场人物以外，还有一个不登场的人物，买了那阿大去的和尚却也是时时要从纸背跳出似的。[3]

王思玷的作品，语言生动，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从而将具体的人物置定于特殊的环境中，增加了人物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也增添作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色彩，在现代文学创作活动中起到了示范的作用，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虽说王思玷文学创作的时间短，主创的文学作品也不多，现存的只有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七篇小说，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王思玷依然占有一席之地。由茅盾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精选了自1917年到1927年十年间众多作家的小说作品，而王思玷的七篇小说中有三篇被选入该书，即《偏枯》、《瘟疫》和《几封用S署名的信》。茅盾先生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用了千余字的篇幅对王思玷小说的艺术特点、语言风格以及乡土气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给予了中肯评价。经过茅盾的推介，尤其是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这样具有总结性的著作，王思玷已经写入民国文学史。他如同划过文学夜空的彗星，留下了一道美丽的光亮，值得人们去回味、品评。

3．壮志未酬身先死

王思玷是位热血青年，是位富有才华的作家，然而，他目睹乡村的衰败，人民的苦难，国家的混乱，慨然有济天下之志，遂弃笔投戎，参与到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之中。

上世纪20年代的兰陵，已经有国民党人在这一带活动，刘干臣、张苇村、王松和等，都是地下国民党员。袁永平，兰陵人，既是小学教员，也是当地会党(如红枪会、大刀会等)的首领。1924年，国共合作，1925年，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积极准备北伐。袁永平以为时机已到，积极与国民党势力相结合，策划响应北伐。

1925年9月，袁永平在兰陵率部起义，自称国民革命第一路军，袁永平任司令。王思玷毅然加入这支起义队伍之中。在袁永平部有人说任一等参谋，也有人说任后勤部长，袁部组织结构比较松散，王思玷的具体分工并不明确。这支起义部队的目标却非常明确，即夺取鲁南重镇临沂，策应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兰陵，当时是临沂县辖的一个区，离临沂大约140里的路程。在向临沂进发的途中，起义军与张宗昌的下属黄凤歧部在兰陵北边的向城发生交火，挫败黄部。袁部军威大振，途中不少会党、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加入起义行列。据有关人士回忆，这支部队攻到临沂城下时，有两三万人，而《民国续修临沂县志》载不过数百人。1925年十月初四，“袁永平率红枪会数百人，因警备队入城，放狱囚，纵积匪宋东泰、解王志等。禁抢劫，招各乡会匪，郑嘉平率匪百余人至警佐，王毓玑降。袁电苏军协助。各机关组织临时参事会”[4]。两三万人有点夸大，1935年才续修《县志》，与袁军入城相去不过十年而已，当事人、见证大都活着，应该可信，然而出入如此之大，令人生疑？因为数百人的队伍想打下临沂城岂不是天方夜谭？这支队伍究竟有多少人？已不可详考。就攻城规模来说，至少也不下万人。

那么这支部队是如何攻打临沂的？据王思玷的学生田兵的有关记述：进临沂城时，是仿当时大刀会(有的称红枪会或五举道)喝“符”(用朱砂写在黄裱纸上的咒语，然后烧成灰，用白开水或白酒喝下去，叫喝“符”，因迷信说喝“符”后刀枪不入，子弹打不进去)以后的样子，光着臂，戴红兜肚，不说话，端着红枪或大刀，或钢枪，从四门“嗨！嗨！嗨！”地闯进去的。当时北洋军的保卫团约有一千人，未敢抵抗，向起义军投降。这一胜利震动很大，可以说影响了整个鲁南地区。遗憾的是，当时起义军没有缴保卫团的枪，只是接受了投降，原编制未动。这支队伍起义准备不充分，只是进城了，并没有实现对临沂的全面控制，不仅旧有保安团存在，而且军阀政府照常动作，这是起义军的致命弱点。临沂城内的旧军阀与勾结了江苏的军队(时称苏军)，内外夹击，袁永平部被打出城来。与田兵等人的回忆不同，《民国续修临沂县志》的记载是袁永平电召苏军协助。而“初八日，苏军白宝山派蒋毅率第一支队至”，“十八日，蒋毅驱袁永平等出城”[5]。如县志所载真实，袁永平无疑是引狼入室。袁军入城后，放狱囚，禁抢劫，组织临时参事会，还是做了一些事情的。而苏军入临沂似乎是袁永平的主意。袁永平部在临沂城前后不足两旬，就被迫撤离临沂。

袁部出城后，临沂城内的军阀，发号施令，不许各县各乡供给袁部军需给养，而各村寨的地主武装，守着各寨的土围子，不让起义军入村就食，袁部陷入绝境。为了让队伍吃上饭，这支队伍不得不四处作战，而北洋政府又以土匪视之。《民国续修临沂县志》载：1926年1月“苏鲁媾和。苏军支队长蒋毅收编第三营而去。奉军预备军军长王翰鸣率队来沂。总计溃军过境用洋三万一千四百一十圆。袁永平入城用洋二万七千九百一十四圆。苏军用洋十四万零九百九十一圆”[6]。这一年，周仁寿任琅琊道尹，设沂州镇守使，以翟文林任之。田兵回忆，1926年春，袁军转战到沂水县界湖村，跟地主武装发生重大冲突，双方伤亡很大，起义军的元气大伤，士气低迷。

袁永平为了保存实力，以待南方革命军的接应，所以就来了个假投降。敌人也就利用这个弱点，来了个假意受“招安”。1926年3月，“镇守使翟文林招降袁永平、侯六合、郑嘉平、赵玉琢等。编袁永平第三支队队长，余为营长，分驻各乡，仍暗中掳掠”。又记：“七月，支队长杨镇藩诛郑嘉平于朱陈镇及其党十八人。镇守使翟文林杀袁永平于鹅庄，杀侯六合于城内及其党五十余人。”[7]这样，起义军的赫赫领袖袁永平，就被沂州镇守使翟文林作为土匪诱杀了。袁永平死于1926年7月，地点为距临沂城不远的鹅庄。

袁永平一死，军心涣散了，王思玷见大势已去，带着一部分残兵，转战数月，想返回兰陵。当行至兰陵东北几十里路的车辋村附近的孔庄，他想起了私塾同学杜若堂家住在孔庄，杜家也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家。王思玷便只身前往孔庄，想会见杜某，目的是借同学关系，为部队找点吃的。哪知地主武装守住寨门，不让他进村。他递了张名片去，杜某一看是“王思玷”，便说：“我的同学是王思璜，这是王思玷，可能冒充！”孔庄，这个土围子里的反动武装便认为王思玷是冒充的奸细。当王思玷转身离开时，被地主武装从背后开枪打死了。一代才人，就这样被反动武装杀害了，年仅31岁。他的死，成为新文学运动重大憾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