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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文化是在泰岱之南、黄海之右、沂河两岸的鲁中南优越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它具有东夷文化的深厚积淀，又兼容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优秀品质，至迟在战国时期，沂蒙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已经比较明显。这一时期，也是齐文化与鲁文化形成并走向交融的时期，沂蒙地区北属齐国、南属鲁国（还有一些独立存在的东夷族古国），正是两种文化交汇的峰面。汉代琅邪国建立之后，沂蒙文化的地方特色更加明显，形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域文化。魏晋南朝时期，由于北方政局动荡，沂蒙世家大族大批南迁。人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南迁的沂蒙士族将北方先进的文化特别是将融合功利型的齐文化与道德型的鲁文化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沂蒙文化传播到了江淮地区甚至更广大的南方。其南播的主要形式有：进入政权，施展抱负；参与官学，兴办私学；士人交游，儿女联姻；甚至言为世则，行为世范，连日常生活，也被社会视为楷模，加以效仿。魏晋南朝时期南迁的沂蒙士族，或群集建康，或星散吴会，改变了迁入地的侨旧成分，为迁入地带去了相对先进的文化，对当地、当时以至广大的南方、久远的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僻处一隅的江南地区一度成为全国的人才的渊薮，使居于边缘地位的江南文化一跃成为中国正统文化的代表。
一、进入政权，施展抱负
南渡的沂蒙籍世家大族如琅邪王氏、琅邪阳都诸葛氏、泰山南城羊氏等，对东晋政权的建立、维持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渡沂蒙籍士人的后代对南朝政治影响也十分巨大，兰陵萧氏则建立起齐、梁两个王朝。
南渡之初，对政权影响最大的沂蒙籍士族当是琅邪王氏与琅邪阳都诸葛氏。琅邪王氏在东晋王朝的地位是首屈一指的，这从“王与马共天下”的时谚中可以看出。当司马睿以平东将军都督徐州时，王导即从东海王司马越司空府参军之职转入睿府，任司马一职，于时“军谋密策，知无不为”。司马睿建丞相府，王导为军咨祭酒。晋国既建，以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不久即拜右将军、扬州刺史、监江南诸军事，迁骠骑将军，加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假节，刺史如故。及东晋建立，王导入主中枢，王敦则出为方镇，政权和军权实际全部操纵于王氏兄弟，二人控制朝政达二十余年之久。琅邪阳都诸葛氏在魏晋并不亚于琅邪王氏。《晋书•诸葛恢传》载诸葛恢和王导戏争族姓高低，王导说：“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诸葛恢则对曰：“不言马驴，而言驴马，岂驴胜马邪！”王导与诸葛恢的这段对话，显示出二人非同寻常的亲密，也显示出诸葛恢在操纵东晋实权的王氏家族面前的自信。阳都诸葛氏家族曾有辉煌的历史，诸葛亮、诸葛瞻父子在蜀国举足轻重，诸葛谨、诸葛恪父子在东吴位高权重，诸葛诞在魏国位列三公，把持重镇。他们都是汉代司隶校尉诸葛恢的后代，分仕魏蜀吴，功名显赫，声望很高。《三国志》注引《吴书》曰：“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诸葛氏永嘉南渡的始祖诸葛恢“避地江左，名亚王导、庾亮”，在司马睿政权中的地位仅次于宰相王导和外戚庾亮。如果不算“功名鼎盛”的
其他家族的成员入仕江左政权者甚多。如泰山羊氏也在东晋政权中具有重要地位。羊曼、羊聃兄弟都曾是司马睿的掾属，羊曼更是被称为“中兴名士”。正是在琅邪王氏、琅邪阳都诸葛氏以及泰山南城羊氏等等沂蒙世家大族以及与之有地缘关系的其他北方南渡士族的衷心翼戴之下，东晋王朝才得以建立。换言之，东晋王朝的建立虽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如远在北方的刘琨亦上表劝进），但真正构成司马睿权力班底的，是他封国之内及邻近区域的精英人物，也就是沂蒙籍士人。正是在这些人的尽心辅佐之下，东晋政权才能够抵御北方强大胡族的入侵，延续了以汉族以主体的中华文明。质言之，沂蒙籍南迁士人是抵御北方胡人铁骑的重要力量和延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沂蒙籍人民是东晋政权抵御北方强敌的最主要力量之一。《世说新语•排调》注引《南徐州记》曰：“旧徐州都督，以东为称。晋氏南迁，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以徐州和兖州流民为主体的北府兵一直是东晋抵御北方强敌最主要力量。而北府兵中，徐州的琅邪国、东海郡、东莞郡以及兖州的泰山郡南部（南城、南武阳二县）即当今临沂范围籍的人士又占有重要比例。
不仅沂蒙籍人士构成东晋国防的重要力量，沂蒙籍士人也成为控制东晋军权的主要力量。这从当时的军事重镇江州、扬州、荆州等地的军权都牢牢地控制在他们的手中即可以看出。东晋时扬州包括今天的苏南、浙江以及安徽的大部，是京城建康所在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州自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至晋成帝咸康五年（339年）这二十余年间一直为琅邪王氏所控制。除了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王敦曾自为扬州牧之外，其他时间均由王导出任扬州刺史。期间，王舒、王允之父子也曾辅助王导控制局势，如成帝咸和二年(327)苏峻之乱，王舒以会稽内史、假节、都督、行扬州刺史事，咸和末年王允之除宣城内史、监扬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将军，镇于湖。东晋末年王导孙王谥也曾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荆州包括今湖北、湖南的广大地区以及重庆、贵州的一部分。东晋初期直至明帝太宁三年（325年）荆州重镇亦由琅邪王氏控制，出镇荆州的王氏族人有王澄、王廙、王敦、王含、王舒，其中王廙两次为荆州刺史。惠帝光熙元年(306)至怀帝永嘉六年(312年)时王澄已为荆州刺史。愍帝建兴三年(315年)至元帝建武元年(317年)王廙为宁远将军、荆州刺史。元帝太兴元年(318年)王敦为征南大将军、荆州牧，永昌元年(322年)四月王敦自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以王廙为平南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同年十月王廙死，王敦以兄王含为卫将军、都督沔南军事、领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太宁元年（323年）十一月王含都督扬州之后，王敦以王舒为鹰扬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监荆州沔南诸军事。王敦败后，王舒因功进都督荆州、平西将军、假节。可见，在征南大将军陶侃代替王舒之前，荆州全部控制在琅邪王氏手中。江州主要包括今江西、福建的广大地区，因此地盛产稻米，流民众多，又居于荆州和扬州之要冲，在东晋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琅邪王氏家族也曾有多人出刺此地。元帝建武元年(317年)至明帝太宁元年(323年)间，王敦为江州刺史。太宁元年(323年)王敦自领扬州牧后，十一月以王彬为江州刺史。成帝咸康六年(340年)正月至咸康八年（342年）八月，王允之为江州刺史、南中郎将。穆帝永和三年（347年）至四年(348年)王羲之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至太元二十年(395年)王凝之出任江州刺史。
不仅像扬州、荆州、江州这样大的方镇的军权掌握在琅邪王氏等沂蒙籍世家大族手中，中央禁卫军权也控制在琅邪王氏、琅邪诸葛氏等家族手中。琅邪王氏有七人担任领军将军，即：王邃、王洽、王劭、王谥、王荟、王彪之、王嘏；有四人担任护军将军，即：王荟、王彪之、王羲之、王凝之。琅邪诸葛恢亦曾担任领军将军之职。领军将军和护军将军都是负责皇帝警卫及京师治安的禁卫武官，其中领军将军是六军首长，护军将军则负责以石头城为中心的京师的镇守，总宿卫、典禁兵，职权很大，并且对于朝政有重大决策权。
可见，沂蒙籍士人随司马睿南渡之后，入主中枢，把持朝政，且牢牢地控制着中央及地方军权，对东晋政局起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地方政权中发挥作用的沂蒙籍士人更是不可胜数，兹不细表。
刘宋代晋以及此后南朝政权的更迭，都没有改变沂蒙籍士人大批入主中枢的状况。以琅邪王氏为例，刘宋建国，以王导曾孙王华、王弘及王弘弟王昙首为佐命大臣。萧齐建国，则重用王俭、王晏等（二人皆王导曾孙）。萧梁建国，王志、王亮、王莹等皆任要职。陈国建，王通、王玚、王劢、王质等皆居三品以上高位。当然，由于寒门势力的上升，像东晋那样纯粹由门阀士族控制朝政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但不可否认，终南朝之世，以琅邪王氏为代表的沂蒙籍士人仍在政权的各个枢纽发挥着重要作用。仅以录尚书事、中书监（令）、侍中、尚书令（仆射）等中央重要官职为例，任录事尚书者：刘宋一代有王弘，任中书监（令）者有王球、王僧达、王景文等，萧梁一代有王克；任中书监（令）者：刘宋一代有王球、王僧达、王景文、王弘，萧齐有王亮、王延之，萧梁有王志、王骞，陈代有王玚；任侍中者：刘宋一代有王敬弘、王韶之、王昙首、王僧绰、王华、王准之、王球、王僧虔、王嘏、王景文、王奂、王僧衍，萧齐有王琨、王僧虔、王奂、王晏、王秀之、王莹、王思远、王纶之、王亮，萧梁有王瞻、王骞、王谏、王莹、王规、王训、王峻、王份、王铨、王通、王宽、王泰，陈代有王冲、王玚；任尚书令（仆射）者：刘宋有王敬弘、王僧虔、王景文、王僧达，萧齐有王晏、王俭、王亮、王奂、王莹、王延之，萧梁有王亮、王莹、王克、王暕、王份、王褒、王冲、王茂、王通，陈代有王克、王冲。可见，虽然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更迭频繁，但琅邪王氏始终能够维持家声不坠，稳居政治中枢。一门之中，如此多的人享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使家族具有广泛持久的社会影响力，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二、参与官学，兴办私学
沂蒙大族南迁，对于推动江南地区的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官学与私学两个方面。
官学方面。如前所述，南迁沂蒙人的优秀代表多有进入政权一展抱负者，正是这些人对于推动江南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诸葛亮重视自皇帝至庶民的训诫，曾为刘禅抄写并讲解《六韬》、《六略》等军事作品，有《出师表》殷殷叮嘱，有《诫子书》的谆谆告诫，甚至在军队中亦重视教化，反对不教而诛。王导在教育方面也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晋书》本传史臣评论：“观其开设学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栉风之际；虽则世道多故，而规模弘远矣。”这是对王导在教育方面重要贡献的中肯评价。早在司马睿尚未践祚、王导仕其幕府为军咨祭酒之时，“于时军旅不息，学校未修”，王导即向司马睿上疏指出教育的重大意义：“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五教明，德礼洽通，彝伦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接着摆出当时文教不兴的严峻现实：“自顷皇纲失统，颂声不兴，于今将二纪矣。《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况如此之久乎！先进忘揖让之容，后生惟金鼓是闻，干戈日寻，俎豆不设，先王之道弥远，华伪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谓也。”指明司马睿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殿下以命世之资，属阳九之运，礼乐征伐，翼成中兴。诚宜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渐之教义，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俎豆之仪幽而更彰。”又指出了教育振兴的现实意义：“方今戎虏扇炽，国耻未雪，忠臣义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礼仪胶固，淳风渐著，则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阙而复补，皇纲弛而更张，兽心革面，饕餮检情，揖让而服四夷，缓带而天下从。得乎其道，岂难也哉！”最后点明了推广文教的可行性及具体措施：“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鲁僖作泮宫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后战。今若聿遵前典，兴复道教，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此文上奏之后，得到司马睿的肯定。及元帝践祚，王导位列三公，推动东晋一朝教育的发展当是题中应有之义。虽然本传于此无载，但从别处亦可略知一二。如，《晋书》卷九十四《任旭传》载：“于时司空王导启立学校，选天下明经之士，旭与会稽虞喜俱以隐学被召。”琅邪王氏家族其他成员也对推动南方教育起到重要作用。例如曾任南齐宰相的王俭，“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南史》本传）《南齐书》本传：“是岁，省总明观，于（王）俭宅开学士馆，悉以四部书充俭家，又诏俭以家为府。”此事在公元485年。《南齐书》卷三十九史臣论：“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冑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王氏之外，琅邪颜氏、琅邪诸葛氏、兰陵萧氏、东海徐氏等其他沂蒙籍世家大族的成员也对教育做出了或多或少的贡献。兹不一一赘述。但必须一提的是，兰陵萧氏在享国之后，对于推动教育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是南朝其他帝王所不能比拟的。如萧道成建国后曾下诏立国学。《南齐书•礼志》载：“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齐武帝萧赜亦曾于永明三年（485年）下诏立学。诏曰：“今遐迩一体，车轨同文，宜高选学官，广延冑子。”《南齐书•礼志》载：“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齐武帝还曾亲临国子学讲《孝经》。太子萧长懋也曾亲临国学策试诸生。梁武帝曾于天监四年（505年）下诏：“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当时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
除上述主持、参与官学之外，沂蒙籍士人还积极从事私学教育。例如，东海郯城徐陵之弟徐孝克曾经兴办私学，教授生员。《南史》载：“（徐孝克）居钱唐之佳义里，与诸僧讨论释典，遂通三论。每日二时讲，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又，诸葛璩博涉经史，盛享时誉，但却不乐仕进而勤于讲学。《梁书》本传载：“（诸葛）璩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居宅狭陋，无以容之，太守张友为起讲舍。璩处身清正，妻子不见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讲诵不辍，时人益以此宗之。”
名儒开办学馆是一种私学教育，世家大族创办家学也是一种私学教育。
三、士人交游，儿女联姻
如上所述，沂蒙籍士人为了子弟的成长与成才，往往父子讲习、叔侄切磋，形成良好的家风。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为了广见博闻、诗文酬唱、学术交流甚至政治斗争，与士人广泛交游就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为了家族势力的维系，重视儿女联姻也是这些家族的一贯作法。
南迁沂蒙籍士人之交游十分广泛，分条录之，必有词费之讥，所以此处仅仅胪列业已形成较稳定集团的交游活动。当然，这些所谓“集团”只是一些松散的群体，没有严密的组织与纲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或政治团体。但正是这些松散的群体，促进了文学艺术及学术文化的发展，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生活。
东晋以至南朝，由南迁的沂蒙籍士人主持的或者参与的较为著名的文士交游集团主要有：
（一）东晋时代的会稽集团。主持者是书圣王羲之。主要成员有琅邪王氏家族的王彬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王丰之、王献之、王玄之、王蕴之、王涣之等，陈郡谢氏家族的谢安、谢万等，其他较重要的成员还有孙绰、孙统、孙嗣、郗昙、许询等。《晋书•王羲之传》：“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这一集团最著名的活动是“兰亭雅集”。王羲之《兰亭集序》云：“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莫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这一年（353年）的
（二）东晋时代的荆州集团。主持者桓温。主要成员有王珣、王坦之、郗超、孙盛、谢安、袁乔、袁宏、伏滔、顾恺之等。其中，王珣是琅邪王氏家族的成员。
（三）刘宋时代始兴王刘浚集团。主持者刘浚。主要成员有谢灵运、颜延之等。颜延之是琅邪颜氏家族的成员。
（四）萧齐时代王俭集团。主持者王俭。主要成员有任昉、萧衍、谢朓、萧琛、王融、江淹等。其中，萧衍、萧琛是兰陵萧氏家族成员，王融是琅邪王氏家族的成员。
（五）萧齐时代的文惠太子集团。主持者萧长懋。主要成员有虞炎、周颙、袁廓、刘孝庆、王思远、范岫、沈约、许懋、任昉、陆杲、谢朓、王融、刘绘、张融等。萧长懋是兰陵萧氏家族成员，王融是琅邪王氏家族的成员。
（六）萧齐时代的竟陵王集团。主持者萧子良。主要成员有沈约、任昉、谢朓、王融、萧琛、范云、萧衍、刘绘、陆倕、柳恽、陆晓慧、江革、范缜、贾渊、王思远、张充、虞羲、范岫、王僧孺、江洪、丘令楷、丘国宾、何胤、孔休源、王摛等。其中，王融是琅邪王氏家族成员，王僧孺是东海王氏家族的成员，萧衍是兰陵萧氏家族的成员。而且，文学史上常称的“竟陵八友”即在此时。《梁书•武帝纪》：“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王融也是永明体诗歌的创立者之一。
（七）梁代的萧衍集团。以萧衍为中心。主要成员有沈约、范云、任昉、刘峻、刘孝绰、徐勉、萧琛、王规、禇翔、周舍、刘显、顾协、阮孝绪等。徐勉是东海徐氏家族的成员，王规是琅邪王氏家族的成员，萧琛是兰陵萧氏家族的成员。
（八）梁代昭明太子集团。以昭明太子萧统为中心。主要成员有殷芸、陆倕、徐勉、王筠、刘孝绰、何思澄、王规、王锡、顾协等。其中，王筠、王规、王锡是琅邪王氏家族的成员，徐勉是东海徐氏家族的成员，何思澄是东海何氏家族的成员。《梁书•王筠传》载：“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
（九）梁代晋安王集团。主持者萧纲。主要成员有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萧子显、萧子云、萧序、萧恺、王规、钟嵘、江总、谢嘏、张正见等。其中，徐摛、徐陵是东海何氏家族的成员，萧子显、萧子云、萧序、萧恺是兰陵萧氏家族的成员，王规是琅邪王氏家族的成员。
（十）梁代湘东王集团。主持者萧绎。主要成员有萧子云、萧介、刘杳、刘缓、刘孝绰、颜之推、颜协、庾肩吾、王籍、徐陵、孔奂、沈众等。其中，萧介、萧子云是兰陵萧氏家族成员，颜之推、颜协是琅邪颜氏家族成员，王籍是琅邪王氏家族成员，徐陵是东海徐氏家族成员。
这些文士形成的集团虽然较为松散，但也给他们提供了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的时机。例如，《晋书·袁宏传》载：“（袁宏）从桓温北征，作《北征赋》，皆其文之高者。尝与王珣、伏滔同在温坐，温令滔读其《北征赋》，至‘闻所传于相传，云获麟于此野，诞灵物以瑞德，奚授体于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实恸而非假。岂一性之足伤，乃致伤于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韵。珣云：‘此赋方传千载，无容率耳。今于天下之后，移韵徙事，然于写送之致，似为未尽。’滔云：‘得益写韵一句，或为小胜。’温曰：‘卿思益之。’宏应声答曰：‘感不绝于余心，愬流风而独写。’珣诵味久之，谓滔曰：‘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可以说，《北征赋》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在一定程度上是集体切磋的结果。又如，《陈书》卷三十四载东海徐氏徐伯阳与文士的交往：“太建初，中记室李爽、记室张正见、左民郎贺彻、学士阮卓、黄门郎萧诠、三公郎王由礼、处士马枢、记室祖孙登、比部贺循、长史刘删等为文会之友，后有蔡凝、刘助、陈暄、孔范亦预焉。皆一时之士也。游宴赋诗，勒成卷轴，伯阳为其集序，盛传于世。”徐伯阳以文会友，相互切磋，写下大量优美诗文。徐伯阳亦曾因文思敏捷获赐。《陈书•文学》：“鄱阳王为江州刺史，（徐）伯阳尝奉使造焉，王率府僚与伯阳登匡岭，置宴，酒酣，命笔赋剧韵二十，伯阳与祖孙登前成，王赐以奴婢杂物。”
除了文学上相互切磋交流之外，他们还常常一起探讨学术问题，甚至分工合作，完成名垂青史、惠及后人重大学术项目。这些重大项目中，以沂蒙籍士人为主要发起者的有：兰陵萧氏萧长懋主持收集整理《鲍照集》、兰陵萧氏萧统主持编辑整理《陶渊明集》和《文选》、东海徐氏徐陵编撰《玉台新咏》等。鲍照是东海郯（今苍山县南桥镇）人，才华出众但地位低微最后死于乱军之中，钟嵘在其《诗品》中已经发出“取湮当代”之叹，萧长懋能以太子的身份主持收集鲍照的作品，无疑是中国文学史的一大幸事。由虞炎执笔的《鲍照集序》说：“储皇博采群言，游好文艺，片辞只韵，罔不收集。照所赋述，虽乏精典，而有超丽，爰命陪趋，备加研访。年代稍远，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倘能半焉。”虽然只是收集了大约一半的作品，也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萧统组织文士收集陶渊明的作品，不仅显示出不同于时代的独特审美眼光，而且对于保存陶渊明的作品具有重大意义。因为陶渊明不仅生前寂寂，其后世亦无显达，故而宋、齐时代，世无“陶集”。萧统《陶渊明集序》云：“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2]萧统堪称陶渊明接受史上第一位重要的人物，他对陶诗的全面评价及对其作品的广泛搜集，对中国文学史而言，意义非凡。尤其重要的是，萧统还组织文士编辑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文选》。《文选》的影响十分深远，甚至成为唐宋士人学习的范本，有“《文选》烂，秀才半”谚。值得一提的是，琅邪王氏王筠是《文选》的重要编撰成员之一。《玉台新咏》是这一时代的另一大型文学总集，是东海徐氏徐陵受萧纲之命编撰的一部诗集，也是我国文学史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
除了广泛交游之外，重视儿女联姻是世家大族扩大家族影响、维系家族势力的重要方面。与皇室联姻更是提升家族地位的捷径。以琅邪王氏为例，在晋与南朝时期，王氏曾与皇室多次联姻，其中既有王氏之子尚皇室公主，也有王氏之女嫁与皇室。王氏之子尚皇族之女者：1.王敦尚晋武帝女襄城公主（《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2.王嘏尚简文帝女鄱阳公主（《晋书》卷八十《王献之传》）；3.王献之继尚简文帝女新安公主（《晋书》卷八十《王献之传》）；4.王志尚宋孝武帝女安国公主（《梁书》卷二十一《王志传》）；5.王法兴尚宋阳侯义融女（《金石录补》卷七《宋临淄
除与皇室联姻之外，更为广泛的，是世家大族之间的通婚。以琅邪王氏为例，史传中所载其通婚对象都是诸如高平郗氏（从郗鉴开始，世居京口，握有重兵，对东晋政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谯郡桓氏（自桓彝渡江，逐渐得势，以致桓温时能专制朝政）、陈郡谢氏（《晋书》史臣评论这个家族：“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泰山羊氏（自羊祜以来一直是一流门第）等等。例如，王羲之的妻子是郗鉴的女儿，其子王献之又娶郗鉴子郗昙的女儿。琅邪王氏与桓氏联姻：王恬女嫁桓冲，王敬弘娶桓温女，王混女嫁桓氏，王敬弘娶桓玄姊。琅邪王氏与陈郡谢氏联姻：王凝之娶谢奕女；王肃之娶谢氏女；王珣娶谢万女，王珉娶谢安女；王茂之娶谢尚女；琅邪王氏与泰山羊氏联姻：羊鉴是王敦的舅父，王纳之女嫁羊孚弟羊辅，王罗云娶羊氏女。通过联姻，世家大族之间构成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虽然其间也有矛盾，甚至有时也很尖锐，但多数情况下，联姻的家族之间能够相互关照，甚至荣辱与共。
四、日常生活，视为楷模
南迁的沂蒙世家大族的日常生活，亦足为世人之楷模。他们不仅具有深厚的家学，也具有优良的门风，即便如晚清著名文史学家李慈铭这样对琅邪王氏颇多微辞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王氏“久居膏粱，要非无故”，他说：“王谢子弟，浮华矜躁，服用奢淫，而能仍世显贵者，盖其门风孝友，有过他氏，马粪乌衣，自相师友，家庭之际，雍睦可亲。”[3]
孝、悌、让，是他们首先奉行的行为准则。王祥临终遗命：“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颜子所以为命，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晋书》本传曰：“其子皆奉而行之。”以孝为例，因为“卧冰求鲤”故事的广为流传，王祥几乎成为中华孝文化的一个符号。王氏后裔亦多以孝行著称。如，王导的长子王悦“事亲色养”，“导还台，及行，悦未尝不送至车后”（《晋书•王导传》）；王僧谦“奉亲孝，事兄顺”（《宋书•王微传》）；王华在其父存亡不测的情况下布衣疏食不交游，达十余年，为时人称道；王秀之在父殁后筑庐于墓侧，守孝至诚；王僧祐“居丧至孝，服阙，发落略尽”；王昕甚至居父葬过礼忧伤而卒；王晏、王弘之、王佥、王固、王铨、王锡等众多王氏族人皆因孝行而闻名。以友于之情为例，琅邪王氏亦堪为楷模。《世说新语•伤逝》第十六则：“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王徽之（字子猷，王羲之第五子）和王献之（字子敬，王羲之第七子）的兄弟深情，在这则故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王徽之在献之病重之时，也曾请道士施展法术，愿以自己的余年代替。像这类事例在王氏家族中不胜枚举。琅邪王氏虽然出将入相、钟鸣鼎食，但不废俭朴家风。王导节俭成性，其后代也是如此。例如，《南史》卷二十一《王弘传》谓王弘：“虽历藩辅，而不营财利，薨亡之后，家无馀业。”（世系：王导—王洽—王珣—王弘）又如，《南史•王俭传》：“俭寡嗜欲，唯以经国为务，车服尘素，家无遗财。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世系：王导—王洽—王珣—王昙首—王僧绰—王俭）而且，琅邪王氏还颇有危机意识，如王僧虔（王昙首之子，王僧绰之兄）曾作诫子书曰：“吾在世，虽乏德素，要复推排人闲数十许年，故是一旧物，人或以比数汝等耳。即化之后，若自无调度，谁复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负令誉弱冠越超清级者，于时王家门中，优者则龙凤，劣者犹虎豹，失荫之后，岂龙虎之议？况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南齐书》卷三十三）
不仅琅邪王氏有此多种美德，其他南迁家族大率如此。以东海徐氏为例，徐湛之以孝悌闻名，《南史•徐湛之传》：“数岁与弟淳之共车行，牛奔车坏，左右人驰来赴之。湛之先令取弟，众咸叹其幼而有识。及长颇涉文义，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闻。”徐陵父子皆以孝闻，《南史》卷六十二《徐摛传》载，徐摛陷于侯景乱中，徐陵未知其父生死，“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徐陵之子徐份也以孝行著称，《南史》卷六十二：“（徐份）性孝弟，陵尝疾笃，份烧香泣涕，跪诵孝经，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亲戚皆谓份孝感所致。”东海徐氏宗族内部团结互勖。《南史》卷六十《徐勉传》：“勉虽居显职，不营产业，家无畜积，奉禄分赡亲族之贫乏者。”徐陵亦周给俸禄，《南史》卷六十二《徐摛传附徐陵传》载：“陵器局深远，容止可观，性又清简，无所营树，俸禄与亲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户，户送米至水次，亲戚有贫匮者，皆召令取焉，数日便尽。陵家寻致乏绝。府僚怪问其故，陵云：‘我有车牛衣裳可卖，馀家有可卖不？’其周给如此。”而且，徐勉为官能做到清廉无私，《南史•徐勉传》：“尝及闸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故时人服其无私。”《梁书》本传亦载：“勉虽居显位，不营产业，家无蓄积，俸禄分赡亲族之穷乏者。门人故旧或从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以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辎軿；如其不才，终为他有。’”东海郯人何远也是清白无私的典范。史称：“其清公实为天下第一。居数郡，见可欲终不变其心，妻子饥寒，如下贫者。及去东阳归家，经年岁口不言荣辱，士类益以此多之。其轻财好义，周人之急，言不虚妄，盖天性也。”（《梁书》卷五十三）
这些沂蒙世家大族，为私能孝悌勤谨，为公则清正廉洁，家族中的杰出代表，甚至能够言为世则、行为世范，不仅传承了中华文化中的优秀元素，而且也扩大了沂蒙文化在全国的影响，提升了沂蒙文化的地位，使处于山左海右之一隅的沂蒙文化由地域文化一跃而成为全国的主流文化的重要部分。
这种“主流”地位表现在延续“政统”与“学统”两个方面。
所谓延续政统，是指在永嘉乱后，北方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西晋政权土崩瓦解，沂蒙籍士人在东晋及南朝的政治格局中处于支配力量，或者说，正是由于沂蒙籍士人的杰出贡献，才使汉族政权得以维持，使东晋、宋、齐、梁、陈等偏踞东南一隅的地方割据政权具有了正统主义色彩。例如北齐高欢对杜弼所言：“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卷二十四《杜弼传》）此话从与江南政权敌对的北方政权的重要人物口中说出，可见当时人心之所向。而江南五朝，莫不依赖沂蒙籍士人。东晋的建立，全赖琅邪王氏以及琅邪颜氏、琅邪阳都诸葛氏、琅邪刘氏等“一国之人”（指司马睿的封国琅邪士人），以致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宋代虽然加强了皇权，但沂蒙士人仍大量位居政权中枢，对国家军政大事起到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齐、梁二朝由兰陵萧氏建国，沂蒙籍士人的作用则更毋庸细论。仅以琅邪王氏为例，有人依据《宋书》、《世说新语》所附王氏世系等资料作过统计，自晋代王祥、王览，到陈朝王瑒、王瑜，凡十二世，琅邪王氏见诸史书的为官者有二百零五人，官至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尚书仆射等要职的有四十三人。沂蒙籍士人凭借着家族在长期发展中所积累的人才优势及政治声望，成为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为立足于江南的汉族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所谓延续学统，是指沂蒙南迁世家大族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以及在文学、书法、绘画、史学、宗教等诸多领域出色表现成为传统文化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和发展者。钱穆说：“南方门第对于当时传统文化之保存与绵延，亦有其贡献。一个大门第，绝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诗文艺术，皆有卓越之造诣；经史著述，亦灿然可观；品德高洁，堪称中国史上第一、第二流人物者，亦复多有。而大江以南新境之开辟，文物之蔚起，士族南渡之功，尤不可没。” [4]且不说“二王”书法的无与伦比的地位，也不说颜延之“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徐陵被称为“一代文宗”……沂蒙籍士人对江南文化的杰出贡献，将在下编第五章中分别涉及，此处仅就以沂蒙优秀士人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回馈北方一事，即可看出沂蒙文化对于延续中华学统的重要作用。如，琅邪临沂人王肃，因父兄为齐武帝所杀，乃逃至北魏，受到礼遇，为北魏朝仪制度的制订和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北史》卷四十二本传云：“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王）肃明练旧事，虚心受委，朝仪国曲，咸自肃出。”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曾经遣使向萧齐求书，“朝议欲不与”，王融乃止疏曰：“若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传节，复入关河，无待八百之师，不期十万之众，固其提浆伫俟，挥戈愿倒，三秦大同，六汉一统。”体现出以文化为先导推进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并进而实现国家统一的远见卓识。事实上，中国历史的发展大势正是如此。中国文化的正统由于沂蒙世家大族及其他北方士族的南迁而得以在江南保存和发展，在南北方对立与融合的过程中，江南不断地以这种先进文化影响北方，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过程，当隋唐帝国建立之后，中国的政治中心重又回到北方，江南文化被隋唐帝国全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又走上了自汉至唐一脉相承的道路。陈寅恪在《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赞美王导是“民族之功臣”，因为他“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王导在合和南北以续政统方面的确是做出贡献的。但是“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的功绩，加之于沂蒙士族之群体，应当更为准确。
如果将这段历史与欧洲中世纪的发展横向比较，更能看出沂蒙文化将这种“政统”及“学统”延续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延续的可贵之处。中外学者早已注意到，东方的秦汉帝国与西方的罗马帝国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都有百家争鸣及战国纷争的历史时期，都有大一统帝国的辉煌时期，都有大一统中央政权的分崩离析。当欧洲北部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及拜占庭帝国在蛮族包围中极力维持罗马传统，这一切又与东晋王朝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但是，罗马帝国终为土灰，中华帝国则浴火重生。几代东罗马的皇帝南征北讨，终未恢复“地中海统一世界”，欧洲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形成马赛克式的琐碎的政治版图，而且这种状况直到今天也未完全改变。而中国虽然经历了北方多个游牧民族的纷争，但东晋、宋、齐、梁、陈传承着汉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使秦汉与隋唐之间并没有出现文化断层。如果说拜占庭帝国还算是罗马帝国“政统”的延续，那么毫无疑问，二者之间已经不存在“学统”的延续。这正是欧洲分裂的深层内因。以此反观东方，可知沂蒙士族南迁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厥功甚伟。
（作者单位：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