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抗日根据地整风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抗战期间党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

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党在党员干部中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整风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全党的思想认识问题，主要是为克服党内教条主义影响，使党员干部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如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所说：“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1］

遵义会议以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虽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得以纠正，但在思想上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彻底的清理，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中还或多或少残存着这些错误认识，影响和干扰着党的革命事业的进程，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亟待进行系统、彻底的清理和纠正，以实现思想的高度统一。另一方面，党和军队的力量在不断壮大，尤其是抗战以来党增加了70余万新党员，他们革命积极性很高，但由于大多出身农民或小资产阶级，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如果不能及时对其进行思想改造和阶级教育，必然会对整个党员队伍和军队的思想建设造成不良影响，给党和军队带来极大的危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党内存在的这些问题，适时而果断地作出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重要决策。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全党整风开了先声并指明了方向。从1942年开始，整风运动在全党和各根据地逐步展开。随后，毛泽东又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整风的目的、原则和方针。5月，党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此后文艺界的整风工作也拉开了帷幕。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评价和结论，从而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得到高度统一。同时，这一决议的通过也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毛泽东所提出的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所谓学风，就是如何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死的教条，生搬硬套，不考虑中国国情，不研究中国革命实际和规律，使理论和实践严重脱离，不能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已经证明，教条主义曾经给党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克服教条主义，就必须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提倡和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反对宗派主义是针对党风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宗派主义者只考虑局部利益、小团体利益，不顾及党的整体利益和党内团结合作。在处理党内外关系上，盲目排斥党外人员，妨害党内外团结，危害革命事业，必须彻底予以克服。

反对党八股是针对党的文风问题而提出的。党八股的思想根源其实就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是这两种错误思想在文风上的体现。对这种形式主义、僵化教条主义的文风，毛泽东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并指出这种文风不仅不利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其危害性十分严重。因此，必须彻底抛弃党八股，倡导新鲜活泼、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带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文风。

整风运动历时四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毫无疑问，抗战时期的整风运动，是我党根据党内思想实际和客观需要而做出的明智之举，是对党员干部以及普通群众的一次广泛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它也是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2］

二、沂蒙抗日根据地整风运动的背景

沂蒙根据地积极响应和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从1942年到1945年，在根据地党员干部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审干运动。同时，毫无疑问，沂蒙根据地的整风审干运动也是一次直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普及运动，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

整风运动之前，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一样，党员干部中不仅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也在党组织中蔓延和生长，不断侵蚀着党组织的健康机体，影响和阻碍着根据地各项事业的顺利开展。这是因为抗战以来，沂蒙山区党组织对群众动员工作高度重视，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斗争意识得到很大提高，党员数量激增，党组织规模不断扩大，武装力量也迅速壮大。但这些新党员虽然有满腔的革命热情，也经受了艰苦环境和残酷斗争的考验，但他们大多出身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世界观也没有来得及进行改造，党性方面还不够纯洁；在根据地的一些部队和地方武装中，干部的军阀作风比较严重；个别地方党组织中甚至还存在严重的组织不纯的情况；新老干部之间、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思想隔阂，在工作中不能相互理解和积极配合。

因此，清理思想，整顿党风，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已成为沂蒙抗日根据地的一项势在必行的重要任务。

三、沂蒙抗日根据地整风运动的过程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942年2月，沂蒙根据地党组织的全面整风运动正式拉开帷幕。运动初期，在中共山东分局的领导下，尤其是在刘少奇同志的指导帮助下，沂蒙党组织认真检查反省了领导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作风，并推动党员干部进行作风改造和思想提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来说，整风工作开展得不够深入，对党员思想改造的重视程度不够，也存在一定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的下发，1943年上半年，山东分局将整风的任务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明确强调，在党组织的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群众工作和整风这四大任务中，整风是保证其他三项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的决定性任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整风的领导，改组学习委员会，从精读中央整风文件着手，重点放在反省自身问题上，利用在职学习、举办党校整风班、召开各种工作会议等方式，在全党中全面进行整风。

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结合实际学习文件，领会中央整风精神。

为准确领会和把握中央的整风精神，沂蒙根据地党组织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中央规定的22个整风学习文件，其中包括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并明确提出学习的目标和任务，即端正党风，树立整体观念和群众观念，反对宗派主义；端正学风，树立调查研究的作风，反对主观教条主义；端正文风，改进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反对党八股。

在各级党委和学委会领导下，沂蒙山区广大党员掀起整风学习的热潮。他们认真体会和把握整风文件的精神实质，从文件中寻找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高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党八股的鉴别能力。在领会了文件精神，掌握了思想武器之后，每个党员都联系个人实际，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思想和历史，写出个人自传，并交由集体讨论和提出建议，再进行反复修改。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在学习和检查中积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析错误认识产生的根源，提出纠正和提高的具体办法。

（二）第二阶段：发扬民主，审查干部，整顿思想，改进领导作风。

1943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要求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审查，肃清内奸分子。这一决定对当时的敌情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混入了大批日寇和国民党特务。时任中央学委会副主任的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夸大敌情，错误认为党内特务如麻，必须开展“抢救失足者的运动”，使审干工作偏离了方向，导致反特扩大化错误。

但罗荣桓已经认识到，一些做法违背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死守住马列主义的词句、主观主义的自以为是”。^［3］这种思想背离了整风运动的根本宗旨和目的，不仅无助于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还可能会导致党内弄虚作假不正之风的盛行。为了保障山东整风运动的正确方向和圆满完成，1944年7月，罗荣桓发表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文，文章结合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的感受和学习党史的体会，总结了山东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训。文章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认真解读了思想中的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原则和工作方法，对一切违背这一原则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予以坚决的抵制和摒弃。

尽管中央的“四三决定”已经传达到山东，但罗荣桓依据对山东情况的了解和进一步的调查分析，对山东党员干部的政治状况作了客观和实事求是的估计。他指出，坏分子只是个别的，而不是大批存在，不能将反特扩大化。审干不只是清除奸细，更重要的是打通干部的思想。要将审干和整风结合起来，强调审查思想、改造思想，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在审干的方法上，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领导骨干和普通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自上而下逐级审查。

在这一正确思想指导下，山东各地普遍开展了反省坦白运动。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坦白从宽”、 “反对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整风原则，在整个沂蒙山区，基本上没有发生逼供信的现象，对审查出的特务没杀一个，对坦白出问题的人，都及时进行了思想教育工作。^［4］山东的坦白运动得到中央的肯定，并号召各地要学习山东的整风做法，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5］

在随后的审干运动中，罗荣桓认为山东的实际情况与延安有很大不同，不能机械地照搬延安的做法，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开展审干工作。为慎重起见，决定先在一些单位进行试点，然后再普遍展开。

审干工作在指定的试点单位展开后不久，问题就凸显出来。大部分单位在审干工作中能够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没有出现偏差。在单位的民主会上，大多数同志能够从党的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对领导干部提出有益的批评意见，而对于审查出问题的干部，不着重于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于查找犯错误的原因，以改正错误，并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从而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如山东军区特务团的民主生活会上，大家给领导提了不少意见，有的意见提得非常尖锐。有位领导听了心理接受不了，闹情绪躺倒不干了。罗荣桓知道后，亲自找到这个领导和他谈话，首先充分肯定他的功绩，然后指出大家的意见是对的，骂人、训斥人的军阀习气和官僚作风必须改掉。并鼓励他只要改掉这一点，仍然是大家信赖的好领导、好同志。最后，这位领导彻底想通了，主动要求在全团干部大会上作检讨，受到广大指战员的一致好评。

但是，也有部分单位审干工作出现了偏差。在单位民主会上自由放任地大搞民主，存在极端化的不好倾向，造成一种不正常的气氛，严重影响了党内稳定和团结，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山东分局及时发现了问题，对出现的偏差进行纠正。罗荣桓特别指出，发扬民主要有正确的态度，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从党的利益出发，把个人看成党的整体的细胞。在随后的审干运动中，沂蒙根据地的审干运动转上正确轨道，各单位都能够正确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地给领导提意见，领导也能够主动自我批评，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积极改造思想、改进工作。

在整风期间，沂蒙根据地党组织还开展了对基层党支部的全面整顿工作。为此，专门抽调了一批党性强、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安排到基层党支部，帮助他们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以增强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力，发挥其在根据地建设、群众动员和农村思想教育等方面的战斗堡垒作用。

在整风运动的同时，各级党组织还抓住有利机会，针对军民中存在的“靠谁反攻”的疑问，以及“打败鬼子好回家”的错误想法，进行了时事教育。面对大反攻形势的到来，很多人没有树立以共产党、八路军为主准备反攻的意识，存在观望和懈怠的态度。针对这种情况，根据地党组织及时在军民中进行了针对性的宣传教育，以激发其积极准备反攻的斗志和热情。还有不少人认为，抗战胜利就意味着革命的最终胜利，可以回家种地过日子了。很显然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各级党组织也及时进行了宣传教育，指出抗战胜利后，还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还要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革命的任务还很艰巨，需要广大军民团结一致、再接再厉，才能夺取最后的胜利。

四、沂蒙抗日根据地整风运动的重要意义

沂蒙根据地历时三年的整风审干运动，在山东分局和罗荣桓的领导下，从根据地党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执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整风运动得到健康发展，没有出现大的偏差，取得巨大的成效。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成功的党员干部思想教育运动，使沂蒙山区的党组织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通过整风运动，使根据地党员干部克服了主观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大地提高了马列主义思想水平，逐渐树立起实事求是的作风，加强和推动了调查研究工作。通过整风运动，新党员的思想得到彻底改造，老党员也纠正了错误认识和不良风气，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逐渐树立起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正是由于树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沂蒙抗日根据地才成功地开展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使马列主义思想和党的理论路线得到进一步普及和深化，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实践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其次，通过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克服了宗派主义等错误，增强了全体党员的党性意识，增进了党内团结和党的凝聚力。沂蒙根据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错误，在整风运动中受到彻底的批判，危害党内团结和统一的不利因素被全部清除，从而使党内与党外、干部与群众、军官与士兵、军队与地方等关系得到明显改善，增强了党内外的团结，提高了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再次，通过整风运动，使沂蒙根据地党组织得到整顿和净化，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有利于党组织的健康成长和不断扩大、发展。

最后，通过整风运动，树立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使沂蒙根据地广大群众看到，我们的党是善于自我批评、接受群众监督的政党，是实事求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政党，是最有前途的、可信赖和依靠的政党。通过这次整风审干运动，沂蒙山区的普通群众同广大党员一样，也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也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

总之，沂蒙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极大地推进了沂蒙山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沂蒙根据地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得到极大提高，逐渐能够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深入人心，全党和广大群众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统一，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实施战略大反攻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作者单位：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