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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民国的书籍与影视作品越来越受人关注，却鲜有人问津民国时期的一大社会毒瘤：匪患。作为民国山东匪患最严重的沂蒙山区，关于土匪的一桩桩惨剧被很多人遗忘。
带着诸多疑问，我在沂蒙山区的大小山崮间穿梭，力图寻找到与土匪有关的蛛丝马迹。我找到了匪王的老巢、被土匪戕害的百姓、尚在人世的老土匪。我还找到了土匪留下的“遗产”，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祖先就是那样生存的，一如处于极端状况下的我们……
“光棍时”：
一个老人的80年遗恨
沂蒙山区，最有名的一道菜叫“光棍鸡”。为什么叫光棍鸡?因为刚开始经营炒鸡的几个兄弟皆为光棍，或者说店里从厨师到服务员皆为男性，也就随便起了这个名字。没想到光棍鸡一举成名，被人熟知。
随着音调的不同，“光棍”有着不同的含义。第一含义当然是指成年未婚男性，第二含义是指地痞、流氓、无赖。而当发音变味了“guǎng gun”，则专指土匪。
本文中涉及到的“光棍”，单指土匪。
从1912年民国初创，到上世纪30年代，被称为沂蒙山区的“光棍时”或“闹光棍时”，前后绵延20余年，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曾有过土匪的痕迹。人们谈“光棍”色变，唯恐避之不及。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成了土匪的“天堂”。穿梭于各个山头之间的巨匪刘黑七，以及大小匪徒，其恶行，惨绝人寰。
当巨匪刘黑七的勤务兵、97岁的刘春新老人躺在床上，断断续续向我讲述70多年前的故事，我看到了一个老土匪的罪恶和无奈、光荣与梦想。
在瞭阳崮下的上东门村，当我用树枝在地上写下“光棍”两字，已93岁高龄，两耳失聪仅能以文字与人交流的包汉东老人热泪盈眶，情绪失控，70多年前发生在瞭阳崮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再次环绕在他脑际：他一家7口，有6人被土匪以残忍的方式杀死，那一年他15岁，老人话语哽咽：“我母亲，也被光棍祸害了……”谈话不得不中断，以免进一步刺激老人。
英国人贝思飞在其所著《民国时期的土匪》中说：“在1911年和1949年中国的两次大革命之间，报刊杂志充斥着内地农村土匪骚动和行凶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尽管一再通过‘惩治土匪’的法规，土匪数量仍然有增无减，这应验了老子的名言：‘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到1930年，土匪人数的保守估计，为2000万左右，一些地方志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抱怨：‘国家不像国家，简直成了土匪世界!’”
民国时土匪肆虐，尤以山东、河南、四川等地为甚，山东又以沂蒙山区为甚。当时的媒体就有这样的报道：各省招兵多半在山东，而遣散一兵，山东即来一匪，是在招兵未战之时已伏蹂躏之种子。
匪窝抱犊崮
抱犊崮是沂蒙山区土匪的渊薮。
无论是巨匪刘黑七，还是制造“民国第一案”的孙美瑶，还是其余大小匪众，很多人都有盘踞抱犊崮的经历。
2011年10月2日，我从临沂辗转苍山，来到位于苍山西北部的抱犊崮。
站在崮顶放眼望去，眼界之内皆是群山，抱犊崮山区方圆近200里，主峰抱犊崮有“鲁南擎天柱”之称。崮下群山环伺，百峰拱立。崮顶有田约20亩，天池两座，水深过米。欲抵崮顶，只有一线鸟道，鸟道最险处，有石匠凿出的半环形铁扒手，登崮者牢牢抓之，方可攀援。
相传东晋时有道家葛洪，抱犊上崮，等小牛长大后，方在崮顶拓荒垦殖，皇帝敕封为“抱朴真人”。后来，农家欲耕种崮顶之田，必得抱犊上崮。
1916年2月，王为盘踞抱犊崮，抢掠了临沂第八区(兰陵)。当土匪、“闯马贼”成为社会下层一些贫苦农民、无业游民的谋生之路。这些铤而走险的人群结伙成群，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王为于当年4月在鲍家庄被沂防军营长张华亭围剿击毙。
王为死后，胡宗银、张继先等土匪先后来到抱犊崮。最为著名者，当属孙美瑶。1918年，孙美珠筑寨于抱犊崮，苏、鲁、豫、皖四省数十县的饥民，相与云集，不期而聚者达七八千人。1922年7月，孙美珠被追捕枪毙后，其弟孙美瑶继任总杆首，占据抱犊崮山区。
北洋政府为了消灭孙美瑶，委山东督军田中玉为剿匪司令，对抱犊崮山区进行围剿。1923年4月，山上水粮俱绝，孙美瑶为死里求生，决计率领一批基干突围，在津浦铁路劫掠“洋人”，以便对直系军阀进行要挟，打退官兵对他们的围剿。
1923年5月6日凌晨，由浦口开出的第二次特别快车，行至临城，孙美瑶率基干力量，夺门破窗，蜂拥而上，除英人纳思满因拒捕被打死外，将中客30人，西客39人，虏到抱犊崮山区。这便是号称民国第一案的“临城大劫案”。
被掳外国旅客中以美国人居多，包括洛克菲勒即美国“石油大王”老洛克菲勒的儿子 的妻妹露希·奥尔德里奇，美国陆军军官艾伦少校、平格少校以及《密勒氏评论报》的鲍威尔等。
劫车案了结后，山东督军田中玉及兖州镇守使悉被免职，混成旅也因防区内发生了如此震惊中外的事件被调防。这时，初拉匪伍的刘黑七便乘机盘踞了抱犊崮。此后十多年里，抱犊崮以其险要封闭，使土匪在这里像三月的春韭一样，越割越疯长。
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扔掉?头干光棍
我曾详细查阅《蒙阴县志》，从民国初年到上世纪30年代，关于灾难的记载竟然联篇累牍，诸如“本年，全县大旱，有蝗灾”，“夏，多淫雨、瘟疫流行，大饥”，“本年，土匪猖獗”之类的记载充斥其中。而县志里关于民国以前的记载则是另一番情景：“蒙邑匪祸，明以前无考。”
1928年冬，蒙阴代县知事左超，在呈送省府的《报灾请恤呈文》中，这样写道：“……频年以来，凶荒、兵燹、疠疫，纷至沓来，奇灾殊祸，非惟近今之世所未有，亦前古之时所未闻。死亡流离，盖已损十之五六矣。……一村之中，其死亡者，日或数人或十余人。甚至有人死求人抬村之中不能得者。送死之具，初犹用棺，继则用箔，终则箔亦用尽，割取田中禾本编之捆缚以掩埋者……自五月至八月，数月之间，死者据查已达二万三千余人，迄今犹未已焉……”此触目惊心的呈文，送达省府，竟泥牛入海。
《蒙阴县志》中又云“千山环其外，百流出其中……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这段对蒙阴地貌的描述，实则也是对整个沂蒙山区的写照。一个封闭的王国，极易产生为所欲为的草头天子。
沂蒙匪事乍起时，土匪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专事绑架勒赎，弄几个钱大吃大喝，狂嫖滥赌。另一类只劫良家妇女异地贩卖，俗称“贩骚的”。后来光棍越来越多，据说有一瘫子，也捡了把假枪，于路边剪径，抢劫一货郎。货郎放下担子仓皇而逃，行至不远又回去，见那人原来是个瘫子，于是一脚将其踹开，抢回自己的担子。经此之后，货郎干脆弃了货郎担，拉一帮人干光棍去了。
到上世纪20年代末，沂蒙山区有名有号的匪伙多达50余股，无名者更是不计其数。它们小者数百徒，中者千余数，大者万余众。百姓为自卫计，纷纷成立“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组织;为躲匪、抗匪，小村并入大村，村村修围墙，筑圩子，买枪支，造土炮，设哨楼;不少地方还成立了“联庄会”，一处有匪患，八方来助剿。
然而，石垒的围墙，却很难抵御匪的疯狂;封闭的圩子，往往成为民众的坟场。土匪制造的第一大破围墙屠圩子的惨案发生在郯城八里巷村祸首是女匪赵嬷嬷。
1923年6月初，赵嬷嬷攻破临沂二区迭衣庄的圩子，杀戮70余人，尽焚民房。接着她又向郯城八里巷村举起了屠刀。八里巷有1200人口，是周围六个村庄抗匪“联庄会”的会首。
破围之后，匪徒们把白翁老妪拴在窗棂上、牛车上，浇上煤油点火焚烧;把壮丁青年绑在树干上、牛桩上，用快刀削割;将媳妇姑娘统统剥光衣服，强暴后一律开膛破肚;对男婴女娃也不放过，扯起腿来在青石上摔得脑浆迸裂……不到半天，八里巷700余名百姓死亡。
赵嬷嬷破围得逞，对众多匪股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大大发酵了他们的兽性，纷纷以破围屠村为快事。一幕幕人间惨剧于上世纪20年代末达到高潮。莫于毒者，当属惯匪刘黑七。
整个沂蒙山区变成一个偌大的坟场，有千余村庄被屠。费县、平邑有些区、镇成为无人区。莱芜的莲花山一带，本是水美土肥之乡，连遭匪祸后，竟成了恶狼的世界。
临沭县的郇杵林村，在炎夏被一个人称“大尾巴”的匪首率匪破围屠村后，无人收尸，逃荒到关外的乡人于寒冬回村时，才将全村数百口老少的白骨收于一处，葬于一坟。
当我行走在曾经土匪辈出的深山，遇到无数朴实的乡民，被他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生活深深吸引。但我一下子又想到了，曾经的那个时代，“扔掉?头干光棍”曾经成为很多人抗拒贫穷和饥饿的唯一出路，其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今日改变命运的几种方式：参军、求学、打工。
贫穷成为贫穷者的通行证。刘黑七之父刘相云一贫如洗，32岁才娶上媳妇。当已为土匪的刘黑七将首次掠得的钱财购来鸡鸭鱼肉，提回父母蜗居的“团瓢”时，平生难有一肉之味的刘相云，当即一顿饕餮，撑得肚胀如鼓，疼得满地翻滚，不消一个时辰便毙命。
作家王一豪在专门记叙沂蒙山区土匪行径的小说《瞭阳崮祭》开篇写道：“不管他们留下的是欢笑还是眼泪，是光荣还是耻辱，是美德还是邪恶，是文明进步还是蒙昧野蛮……他们，都是我们的先人。”读罢此言，忍不住掩卷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