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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英杰

兰山区南楼王氏

时间:2014-6-20 16:23:20  作者:未知  来源:琅琊网  查看:6370  评论:0

兰山区南楼王氏

南楼王氏始迁祖记事碑至今仍保存完好

  现在,土墠台早已经被整平,单纯观察土层的外貌,与周围的土地没有什么区别,祖上设立的这处祭祀场所的神圣,唯有留存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东墠村,虽然早前有祭祀的土墠台,但是这个村庄并没有因墠台而被世人所熟知,却由于义堂镇南楼王氏后裔迁居于此,世代繁衍生息、名望远播使得东墠村声名鹊起。

南楼与东墠王氏:琅琊世家 族亲一脉相承

  琅琊王氏可以说是王姓中最显贵的代表,自魏晋以来,琅琊王氏世代显赫。西晋司马氏同姓王之间为争夺皇位爆发混战。这一时期,社会动荡,北方许多大家族纷纷携家眷南逃。琅琊临沂王氏子孙,逃散四方。

  其中有一支由今兰山区孝友村迁居今罗庄区黄山镇蔡村,到了明朝中叶,南楼王氏始迁祖王彬由黄山镇蔡村迁居沂州城内北门里。

  王彬,字彦林,明嘉靖朝进士,曾任平县训导,崇祀乡贤,其长子王之屏乃嘉靖举人。虽然王之屏考取了功名但并未出仕,居乡里常怀仁德之心,后葬于沂州城东北两里外祊河南侧。

  到了三世王锡勇,厌倦了城里的生活方式,于是从城内迁居到义堂镇南楼村。王锡勇的后代又迁至距南楼村不远的东墠村,族人在东墠村迅速繁衍生息,置办田产、家舍,其家族历经数百年经久不衰。

  截至2010年,东墠王氏家族古宅仍留存有六处,但是已经破损不堪,这六处古宅后面还建有一栋楼房,村民们称之为大楼,是十世王楠的家宅。前面建有厅房,有四顷田地,出产专供祭祀时使用。往南是大门,门上悬挂“文魁”匾额,门前竖有一对旗杆。

  大楼院西南,穿过南北大街是王楠的二弟王梓的家宅,大门匾额是“赐进士第”,门前亦立有一对旗杆,堂号为“德茂堂”。大楼院东面还有一座楼,称之为小楼,相传这是当年嫁入王氏家族的窦氏筹资所建。小楼前面同样建有厅房,整体结构与大楼院基本相同。

  现在,东墠王氏家族与南楼王氏家族一脉相承,并没有单独分出,两个家族同一个祠堂,同一本家谱。

五世王埙:仕途坎坷,崇尚教育

  五世王埙,字宜兄,清初官员。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王埙跟着姑父、总兵阎实翰抵达淮阴,并从阎实翰追击贼寇到邳县刑家楼。贼寇胁迫居民,固守村庄,进行抵抗。村庄被攻破后,阎实翰欲将全村人都处决以绝后患,王埙认为其中民多贼少,不能一概诛杀,结果救活了数百人。

  王埙的仕途可谓一波三折。顺治十一年赴乡试中举,次年被举荐到礼部任职。原本仕途坦荡,只可惜造化弄人,顺治十五年,王埙以进士应殿试,因为奏对失次被黜归里。

  对于这次失误,坊间有传说,当时顺治皇帝问王埙夫人的姓氏,王埙未加思索欲如实奏报,突然又觉得不妥。在封建社会,同姓结婚是一件忌讳的事,于是话到嘴边,王埙急忙改口称夫人姓“汪”。王埙将夫人的名字改来改去,给顺治皇帝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以至于使他此后的20年都未受到朝廷的提拔和重用。

  按照常理,一般的臣子受到皇帝的斥责通常会一蹶不振,但是王埙并没有因此而沮丧。他归乡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著名的1668郯城大地震。地震发生后,王埙积极倡导富绅捐资救济灾民,同时请示官府免除灾民的赋税,开仓赈粮济贫。

  地震之后的几年,王埙建了一处园子,名曰“静山园”,他本想在园子里静心读书,结果家乡又发生了水灾,心系一方百姓的他得知灾情后终日无法入眠,主动找到官府商定救助措施,他提出的救助建议均被采纳实行。

  纵览王埙的一生,他的才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但是此人重视教育,了解知识的价值,为了更好地鼓励乡民接受教育,他自创义馆,建议将义学设在王右军祠内,另外还专门聘请了归乡进士来教授学生课业。

  王埙的一生遇到过土匪、水患、地震等灾难,但是每一次他都主动慷慨解囊帮扶乡邻渡过难关,深得百姓拥戴。在他过世以后,生平的善举都被众人所铭记。清初诗人王士禛亲自为王埙题写墓志铭,“先生不隐亦不仕,为德于乡称善士。”14个字言简意赅总结了王埙的一生。

  王埙有10个儿子,其中一子王佩瑀,武举人。孙子王者臣,康熙进士,在编修《一统志》时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抒发出来,以拾遗补缺。其弟王墫系庠生,善于画山水画,画作气势浑厚磅礴,为艺林珍品。

  策略:一是,黑陡涧至羽山200余里的狭长地带,人烟稀少,草寇容易聚集,应该在郯城的乱沟山集设一个捕盗官,以便于及时剿匪;二是,兖州道所属州县,向来不产柳条,但是每次修筑河口,各州县都要出柳条千束,应在河堤内外广植宫柳,以减轻人民负担。朝廷采纳意见后在大兴镇设立分督捕同知署,摊派的柳条被取消。

十三世王景禧:天资聪慧,官至翰林

  十三世王景禧,字燕泉,他的父亲王薪传是著名的书法家,尤其以草书见长,和莒南的庄陔兰、苍山的王思衍齐名,曾担任河南襄城县知县,母亲牛氏是滋阳县进士牛空山玄孙女,精通史书,知书达理,教育子嗣有方。

  在这样的家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王景禧,天资聪慧,15岁中秀才,21岁成为举人,23岁中了进士,25岁朝考一等,被朝廷授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三年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兼国史馆协修,宣统元年担任山东咨议局副议长,中央教育会会员。他生活于清末内忧外患极为严重的时代,思想上倾向于变法维新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与康有为有较深的交往。

  戊戌变法时期,王景禧被派任八旗官担任教员。不久变法失败,王景禧也因此受到了牵连,不被重用,出京任济宁南池书院山长。后来,朝廷迫于舆论压力,为了缓和矛盾,无奈重启新政。1902年,王景禧被调回北京,任职直隶学校总办。随着清末教育制度和观念的转变,次年,王景禧奉命赴日本考察教育体制改革,并亲自护送22名留学生到日本宏文学院学习。

  1904年回国后,王景禧相继出任直隶高等学堂监督,山东省高等农业学堂监督,山东优级师范选科学堂监督等职。

  。1914年,康有为曾专程来看望王景禧,并欣然挥毫泼墨留下真迹,“砚泉贤兄高蹈隐居之所”,“南海康有为题”。

  1923年,曹锟当选总统,约王景禧赴北京任国务院秘书长,一直有报国之心的王景禧经过几番思量,毅然决定应聘前往,为了抒发当时的心情,王景禧豪情作诗,“勺沧泉水怒涛声,浊世如斯忍独清?但使出山能润物,何须经纬太分明。”可见心怀国家社稷,感人至深。

  让人惋惜的是,一年之后曹锟下台,王景禧的一番壮志也只能化作豪言,再次给他的人生留下一大遗憾。曹锟当总统时的国务院总理靳云鹏在天津英租界生活,邀请王景禧做私人秘书,为其讲古籍,并教其子读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策划伪满洲国,郑孝胥曾写信劝他去长春任职。王景禧当场就将书信撕毁,大骂郑孝胥是个汉奸卖国贼。1932年,王景禧因心脏病发离开了人世。

 王氏宗祠东侧碑林内存储着大量记事碑

  南楼王氏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倡导孝友家风,培养了一大批仁人志士,族内一众官员为官清正廉洁,体恤民情,时刻心系百姓安危,深得百姓拥戴。

  正是由于家族的先进文化理念、为官之道等优秀品格通过一代又一代族人的文化自觉加以传承,使得南楼王氏家族得以持续发展下去,成为地位显赫的大家族。

  外籍记者王公达:抗战期间采访毛泽东

  王公达原名王聿知,曾用英文名乔治·K·T·Wang。1909年出生在东墠村,系琅琊王氏第七十二代孙。王公达自幼受诗书门第之庭训,天资慧敏,后经寒窗苦读,于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新闻外语专业,求学期间因故中断学习,曾受聘于几家报社,采访过国民党将领冯玉祥、何应钦等人。

  王公达采访时深入调,文章颇受读者欢迎,由此声名鹊起。

  后来,王公达转入北京大学继续深造,精通中、英、日三国语言,193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两年后,受聘于美国合众社当记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公达临危受命随军采访,转战南京、重庆等地,亲眼目睹了日寇在中华大地的野蛮残暴,深受触动,在新闻采访报道中尽个人最大的努力部述职并加入了美国国籍。后来,他受合众社派遣返回中国,奔赴抗日各战区继续深入采访。

  当时,抗战形势岌岌可危。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当时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的抗日战争究竟能坚持多久?中国到底会走向何方?1938年2月,带着种种疑虑和困惑,王公达以美国合众社特派记者的身份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

  从王公达提出的九个问题我们能了解到,他问的均是当时中华儿女面对的问题核心所在,采访不仅涉及到抗日战争战略战术,还包括国共合作、对美关系等。毛泽东针对王公达的询问,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以来的背景和战争进程,果断指出:“日本的弱点渐渐暴露出来,中国的力量则渐渐加强起来”,日本“终必走上完全崩溃之途”。毛泽东对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也作出了回答,其中包括共产党对“民主共和国”的主张。

  采访后,王公达迅速将文章整理成稿,刊发在《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国际报刊上。1938年3月5日第32期的《解放》报也刊登了此文。

  通过采访,王公达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抗战必定胜利”,同时,他紧跟着又撰写了《中国延安纪实》、《中共领袖的心胸》等文章,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以及国共合作的诚意,这些都极大地增进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信心,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真实的中国。

  王公达的客观报道引来了国民党当权者的不满,也为此经历了一段艰难坎坷的生活。随着形势的变化,1946年,才华出众的王公达又被国民党政府聘请到中央社工作。为了能够采访到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等三人军事小组成员的和谈情况,王公达不辞劳苦,分赴北平、南京、上海等地。

  解放战争爆发后,王公达被派到土耳其分社工作,后赴巴黎、约旦、埃及等地采访。1954年,王公达离开中央社,赴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历史。

  南楼王氏家风:安心立命,修身养性勤政爱民

  1、尚学修身,为官清正

  读书继世、忠厚传家是琅琊王氏春节时在大门上常贴的对联,也是王姓历史发展的经验总结。

  王氏家族中的“传”、“行状”、“封赐”的内容都是“学而优则仕”的生动体现。在南楼王氏家谱中更单列出“科第”“明经”以光宗耀祖,启示后人。

  “学而优则仕”,首先说的是“学”。在王氏家族发展史中,家塾教育非常盛行。王氏所居乡里,均设有家塾,请名师授课,或者族人任教,这种教育方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新式学堂的兴起。

  在东墠王氏科举仕进的道路上,有个人物非常关键,她就是窦氏,可以说没有窦氏就没有东墠王氏家族后来的辉煌。这位年纪轻轻就守寡的窦氏不仅抚养了自己的孩子王淑经,还抚养了淑经的长子王楠和次子王梓。正是窦氏抚养的这几位人才,为东墠王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关于窦氏的记载,见于《费县志》介绍王淑经的文字,“淑经,少孤,事母以孝闻。既入庠,兼理家务,且读且耕。母窦氏治家严明。淑经更以勤俭自励、家资以裕,延名儒严师课子孙。

  在王梓的介绍中提到,王梓”幼失恃,鞠于祖母窦“。窦氏对他抚恤周至,尤其在教育上对他要求很高,在窦氏的影响下,王梓对后辈的教育也非常重视。他担心后辈不能实力为学,就亲自担任教读,口讲指画,不怕烦劳,督责严厉。在他的努力下,一门中科第蝉联。其中王梓的胞弟子侄同时为牧令者就有5人。一时间,王氏门楣显赫,盛况一时。

  在读书仕进之路成功后,他们又将“诗书继世,忠厚传家”的理念继续发扬光大,以造就人才为己任。甚至有些官员退职归乡后,仍然以教书为业。这些都为族人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学而优则仕,也逐渐成为王氏家族的一种族格。

  同时,一个家族如果仅仅是自己获得了显贵的地位,却不能够为百姓做实事是子弟为官者要恪供乃职”,成为王氏家族中为官者的准则。

  《费县志》记载有东墠王氏家族王者聘勤政爱民的故事。

  王者聘是雍正年拔贡,四川温江县知县。在这样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他白天忙于公务,到了晚上就在书海中求知,生活中不提倡奢侈,并且以身作则倡导勤俭之风。而他在财务上则“于常规无所取,署中费用惟俸银四十余两而已。”可见为官清正廉洁、勤奋。

  每年到了春夏农忙的时候,王者聘还亲自农民负担,以至于当地百姓“勒石戴德”。

  当时,在县署的东门外有座长桥,以前是木头立柱支撑桥体,王者聘担心雨季河水涨将长桥淹没,给河两岸百姓的出行带来诸多不便。同时也考虑到河堤均为草木垒建,很容易决堤,为了防备水患,淹没百姓良田和民居,王者聘主动捐出自己的俸银倡导重修长桥,改为石筑,“又为桥楼覆之”,加固河堤。百姓感念王者聘处处为大家着想,于是纷纷称那座长桥为“王公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官爱民则民拥戴官,王者聘主政温江县所付出的心血换来了百姓的拥戴,所以在他治理温江县15年后,被推荐提拔为中书舍人。当百姓们意识到他们的父母官王者聘不走不行时,皆哭泣不止,“则请建生祠,立遗爱碑“。王者聘离开的那天,路两侧站满了攀拥相送的人,王者聘几乎不得行。

  当然,王者聘只是南楼王氏家族中走出的一位官员,家族中其他为官者大都恪尽职守,勤政爱民,严格履行做官为民的操守。这种为官之道,尤其在古代难能可贵。

  2、体恤乡邻,恪守孝友

  历史上各大家族兴衰无常,多数大家族都只是兴盛一朝,但是南楼王氏家族的发展却历经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经久不衰,究其原因:审时度势,顺应特定时代的发展,不抱怨、不守旧、不愚忠于一个颓废的朝廷。

  为明清、民国等政治时局的交替而放缓发展,五世祖王埙、七世祖王者臣等都是清进士、举人出身,直到清朝末年科举依然取中者不断。到民国时期,家族内涌现出了大批大学生。

  在王氏家族的发展史中,忠厚传家则体现为:济困扶危,为德于乡。

  《临沂县志》有载:义堂王氏王佩琚,候选县丞。“值岁荒,请于道县牟,施粥救饥,多设粥厂。牟即委以施粥。琚按口给食,均沾实惠。”

  王氏家谱或者《临沂县志》的人物传中,有不少王氏家族为官者都列有“有惠政”、“所至有政声”的好评。同治五年是一个饥荒年,十世王旭龄与族侄承恩等设义仓于龙泉寺,赈济贫困,到底救活了多少人已经无法计算了。诸如此类善举,客观上巩固并提高了王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使得这一家族成为乡邻百姓尊敬的大家族。

  此外,南楼王氏继承了白沙埠王氏家族“孝友”家风,本支族中也出了诸如王楠、王梓等以孝友著称的族人。

  南楼王氏王佩珩出生一个月母亲就离开了人世。由于早年丧母,没有得到母爱的王佩珩长大成人后每每想到母亲,便忍不住伤心饮泣。王佩珩将对生母的思念之情转嫁到继母身上,侍奉养母。在众兄弟之间,王佩珩同样做到友爱互助,在家产分配问题上,他同样是“尽以祖业让其兄”,自己则另外购置田产。

  南楼王氏王者臣,康熙年间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撰修《一统志》。后来,王者臣担任丙子科福建主考,当时他才38岁,可谓事业正处在上升期,当王者臣得知父亲王佩瑝患病的消息后,他便“躬奉汤药,后殁,哀毁成疾,不数月而卒,以孝殒身,阖郡惜之。”过世时才年仅41岁,怎么不令人惋惜。

  记者车少远 通讯员王思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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