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马共天下：西晋至东晋前期琅琊王氏的家世和仕宦

    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政治高度发展，土族地位不断上升，各个世家大族也日渐兴盛，琅琊王氏便是其中较为显赫的一家。琅琊王氏与两晋南朝相始终，在三百多年的争权夺利、改朝换代的政治激流中，王氏家族始终稳操胜券，并最终成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显贵大族。王氏子弟仕途通达，世代掌握朝廷机要，冠冕相承，为时人所羡；官场中，王氏子弟往往能顺利地从这一朝进入下一朝，而且能不失其权势与荣耀。

    琅琊王氏在仕途上竟会如此得志，而且经久不衰，这是如何形成的呢?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王氏家族仕途的通达和家世的显赫呢?文章将以王室家族在西晋至东晋前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王祥、王导等人的仕途及其家世背景为线索，对王氏家族的兴盛及仕途通达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和说明。

    一、王氏家族的源流及其发展的基本情况

    琅琊王氏的郡望在今天山东省临沂市，古时称琅琊临沂。王氏源远流  长，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周灵王的太子晋。“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位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宗敬的后世出了王剪、王贲两位将军，他们是秦始皇的开国元勋，父子双双封侯。“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皇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可见，是王吉把家迁到临沂的。王氏第二十六世孙王音在东汉为大将军掾，他的第四子王融不就官府征召，终身不仕。王融便是王祥的父亲，所以西晋的王祥便是王氏的第二十八代传人。

    两晋南朝时显赫的王氏家族始于王祥，终于王胄。其家族繁荣，支系庞大，而主要的是王祥的弟弟王览的嫡孙王导，这一支系在后世较为繁盛。在这个大家庭中，有官至西晋太保的王祥，光禄大夫王览；有曾演义过“二王当国”的王戎和王衍；有东晋三朝重臣王导，大将军王敦；南朝时期有“三代国师”王俭、王颁和王承祖孙三人。他们都是王氏家族地位权势的创造者和代表人，更是王氏权贵的象征。他们时代进取，冠冕不绝，在两晋及南朝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梁代著名史学家沈约曾经感慨：“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李延寿《南史》)在中国历史上，有的家族族谱写的可能比王氏还长，但却没有王氏的权位那么高；有的家族权势可能一时比王氏的大，但没有王氏蝉联得那么久，在经历了历朝更迭的大浪后仍然光彩依旧。历史上有“王谢齐名”，但是，王世子弟头上的簪缨却远远要比谢氏更辉煌、更神气！

二、王氏的家世与仕宦

    王氏家族的极盛形成于东晋初期，其间当然少不了王氏子孙的进取与努力，下面对王氏几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来进行分析。

    （一）王祥和王览

    王祥，生于东汉年间，是当时有名的孝子。关于他对父母的孝敬，在山东流传着许多传说，临沂的孝感河在当地俗称孝河，便是得名于他。随着岁月的流逝，王祥便以自己的德行在社会上赢得了声誉。三国魏文帝曹丕时，被徐州刺史吕虔聘为“别驾”，总理众务。他政绩突出，当时人们歌颂他诸：“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房玄龄《晋书》)此后，王祥凭借自己的政治才能，仕途一帆风顺，地位越来越高，麟曾做过大司农、光禄勋、司禄校尉、侍中，被封为关内侯、万岁亭侯。他饱经沧桑、老于世故，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保持自己恰当的分寸；他始终保持老成持重、德高望重的形象，逐渐成为一名资深官员。

    西晋建立后，标榜要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氏恰巧需要王祥这位孝子，这位资深位重的元老。于是，王祥得到了更高的地位——被拜为太保，封为公爵。当时，他已经是82岁，但他是个明智之人，在任官不久便辞职了。退位后，他同样享受着优厚的待遇：“位同保傅，禄赐从前……赐安车驷马，第一区，钱百万，绢五百匹。”(房玄龄《晋书》)王祥就在政治仕途中通达显赫，在自保的同时又给家族后人带来了富贵，为王氏基业奠定了基础。

    王览，字玄通，在王祥入仕不久也踏上了仕途。《晋书》中记载了他一生中曾担任过的主要官职：“稍迁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封即丘子，邑六百户。”“转太中大夫，禄赐与卿同。”“后转光禄大夫，门施行马。”可以说，王览并没有给王氏带来过多大的政治利益，只是在其家族利益的传递中，他守住了既得利益和富贵而已。之后，在历史舞台上表演的、盛极一时的，无一不是王览的裔孙。

   （二）王戎和王衍

    王氏在政治上的一大特点就是，在朝代交替中能够平稳过渡，政治权势不但不会衰落，而且更加显赫。在司马氏统治的西晋时期，琅琊王氏更加权大势重、富贵显达了。

    王戎，出仕较早，在魏时年仅24岁的他就任尚书吏部郎——一个掌管选取人才最有实权的官职；后来他又任过河东太守，重镇荆州的刺史；在晋大军伐吴时，王戎为豫州刺史、建威将军，立下了不少战功。吴国灭亡后，他以军功封爵。之后，因他在地方上颇有政绩，被调入朝，官封侍中。

    王衍，自幼聪慧善谈，颇有声名，是当时小有盛誉的名士。其父王义，早年曾在司马昭手下任职，入晋后为平北将军。但是，王衍却不问政事，只咏玄虚。直到“八王之乱”，他从清谈中脱离而出，很快成了王氏活跃于西晋后期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八王之乱，贾后干政，王戎也被启用，做了尚书仆射，后又迁至司徒，与张华、裴顾、裴楷四人并掌机要。其问，王戎创立了选拔官吏的“甲午制”，可惜被人利用诬陷，幸亏他与贾后有姻亲关系，才被免于追究。此后，他深知政局险恶，本身也年逾花甲，态度转向消沉。他与贾后和轮流执政的各王不即不离，在势头不好时就退守门户，凭借自己的资历和门第，只有不卷入某一派的政治斗争中，就总少不了高官厚禄。

    王衍比王戎年轻，态度也更主动积极。贾后掌权后，王衍利用他们之间的姻亲关系(王衍之妻是贾后舅舅之女)，很快登上尚书令的宝座，还进一步促成贾后和王氏结成新的联姻，不断巩固和提升自己的地位。八王中，只有司马越笑到最后，王衍是他最倚重的助手。《晋书》中这样记载：“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他担任司徒不久就举荐自己的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堂弟王敦为青州刺史，“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这样，王氏三兄弟就形成了内外呼应之势，目的就在于保障和提高自己和家族的政治地位。

    在八王轮流执政的政治潮流中，王戎和王衍老谋深算，总是能很好地权衡局势。他们或是装疯卖傻，或是因姻亲而免灾，继而又被平反、启用。在政局动荡不安的时期，随从皇帝左右掌握大权的仍然不乏王氏子弟。经过“八王之乱”，不少名士被杀，司马家族也相互拼杀，消耗殆尽，实力衰微，而王氏在混乱中却有惊无险，权势和家族不断壮大。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说：“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倡其意，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琊王司马睿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可见，在元帝东渡，建立东晋过程中，王氏的功劳和作用是很明显的。王氏兄弟在接下来的东晋王朝的政治舞台上各有一番表演，不过，声名权势最大的无疑要数王导和王敦二人了。

   （三）王导和王敦

    元帝东渡后，王氏的烟火也从北方到了南方，他们也正准备着以王导和王敦兄弟为主角来演义“王与马，共天下”的新局面。

    王导，王览之孙。他曾任司马越参军，而与司马睿“素相亲善”，“有心腹之志”，“弟亦雅相器重，契通友执”(房玄龄《晋书》)。怀帝出镇下邳时，王导为安东司马，凡大小军事谋策都要与他共同商讨。可见，王导确实有大志，更具有实际的政治才能。

    西晋经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后，皇室力量衰微；而且，北方的石勒、石虎军队仍然威胁着南渡后的晋室。因此，东渡后的司马睿就不得不依靠于具有号召力的王导和江南的世家大族了。而在江南各大族眼中，司马睿一行只不过是寄人国土的亡官失守之士。王导很清楚，这情况对于晋室是极为不利的，争取不到江南大族名士的支持，他们是无法立稳脚跟的。而刚过江的司马睿在江南人士心中并无威信，由于王氏在北方的兴旺，王导、王敦兄弟早已远近闻名，于是笼络和征服江南人士的任务便非王导莫属了。

    王导看准时机，在三月三日江南的朝会上，利用自己的威望给司马睿树立了在江南人士中的威严地位。他还亲自造访当时的江南名流纪瞻和顾荣，请他们到晋室做官。这样一来，江南人士便日益归心于司马睿，于是“君臣之礼始定”(房玄龄《晋书》)。此外，王导还建议司马睿安抚重用从北方迁来的其他世家名士，尽力调节南北土族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正  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在东晋的建立与稳定上，最有功绩的人物是王导。他的功绩就在于笼络吴人，协调南北各阶级特别是南北土族在南方的利益，以坚定地支持东晋对付北方胡族统治者的进攻，进而克复神州。”(万绳南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王导稳定了江南局势，一方面赢得了江南人士的尊重，巩固了王氏在江南的地位；另一方面，他的权势也与日俱增。司马睿还尊称他为“仲父”，甚至称帝时还请他共登御床，被封为丞相。而其他的王氏兄弟也各有封迁：王敦进号大将军，负责全国军事；王彬封侯，为司马睿的军咨祭酒；王含、王舒也都担任要职，成了朝廷显宦，王氏家族也就更加兴盛了。   

其实，西晋惠帝和怀帝时，朝政大权实际上已操纵在王衍和司马越手中。东晋建立后，王氏拥戴之功居多，权势也最大。在中央，王导为中书监，录尚书事，还是丞相，并兼领扬扬州刺史；在地方，王敦为掌握全国军事大权的大将军，还任长江上游重镇荆州和江洲的刺史。王氏两兄弟一文一武，一内一外，成了当时东晋王朝真正的实权人物。而“晋主虽有南面之尊，却无总御之实”(房玄龄《晋书》)。当时称这种局面为“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家族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极盛。

三、王氏仕宦显达的原因

    琅琊王氏与司马氏“共天下”长达20余年，王氏子弟冠冕相承，王氏家族兴盛不衰。王氏所拥有的一切光环、荣耀和权势离不开其子弟自身的努力与进取；同时，也还有历史的原因。具体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动荡的社会环境给王氏带来了特殊的机遇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爆发后，进入了中国古代最为动乱的时期。群雄逐鹿中原的三国，人才极其重要。三国中，刘备人才充足，文有诸葛孔明，武有远近闻名的“五虎上将”；东吴更是群英积聚之地；魏相曹操则以广纳贤才著称。王氏的第一个机遇也在这时降临——王祥被吕虔聘为别驾，迈出了仕途的第一步。在经历了几代帝王后，王祥已是权高势重，入晋后又坐至太保，为王氏的家业奠定了基础。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王祥可能就只是孝友村的孝子而已，是否会有以后王氏家族的显贵地位也就不敢说了，正所谓“乱世出英雄”。

    在王祥、王览之后的王戎、王衍同样是在当时九品中正制高度发展的机遇下，荫袭前辈而踏上仕途，并逐渐成为西晋政坛上响当当的头面人物。

    王氏的第二个历史机遇是“八王之乱”，其间，王戎和王衍两兄弟审时度势，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还做了大官，发展到“二王当国”的兴盛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大乱之前，王戎、王衍的官职并不高；到“八王之乱”结束后，王戎已居司徒之职，经他举荐，其他王氏兄弟也一个个踏上显位，王衍却与司马越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雏形。同时，另一个王马关系正在上演——王导与司马睿，这为日后的东晋王朝和王氏家族的极盛奠定了基础。

    “八王之乱”后，晋室衰微，北方政局动荡不安，王氏的第三个机遇到来——元帝东渡。东渡后的晋政权形成了真正的臣强主弱的局面，如田余庆先生在其著作《东晋门阀政治》中所写：“东晋的司马氏皇权是门阀土族政治的装饰品。”自此，王氏兄弟充分利用历史机遇，在东晋朝廷内外掌管机要，王氏家族也不断走向“王与马，共天下”的鼎盛。

   （二）九品中正制的发展使王氏能够世代高官荫袭

    九品中正制创立于曹魏，一直沿用至隋。自东汉起，门阀制度日益兴盛，朝政大权也日益为世家大族掌控，九品中正制便成了大族们操纵下的选举官吏的工具。这种形势下，官吏的选举只依据祖上官位的高低来定品级的高下，家族、门第便成了选宫用人的唯一标准，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人”的特点和“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在这样的制度下，琅琊王氏子弟自王祥起，自然占据了很大优势。因为无论从家世还是从父兄的政治地位与资品来说，王氏都处在各个时期的显赫地位上。这样下来，王氏子孙入仕的越来越多，一代代高官厚禄，坐至公卿。

    经大致统计，仅在萧华荣先生的《簪缨世家》一书中所提及的王氏家族中，自王祥到王胄的11代中的115人里，从西晋到南朝的宫品是这样的：尚书15人，将军8人，中书6人，侍中6人，刺史18人，尚书仆射15人，光禄大夫8人，黄门侍卿6人。

    在可以世代相传的封爵制度中，王氏的王祥、王浑、王导等人都先后受封。仅在南朝时期，王氏就有公7人、侯12人、子和男各1人。通过封爵，其家族便得到了可以世袭的政治名位和等级身份。另外，台湾的毛汉光先生在《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一书中统计，这期间，朝廷共有五品以上的官吏1771人，其中，王氏就占了161人之多，而且有一品官15人，遥居当时各家族首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权利中心在正常情况下，由皇帝、八公、录尚书事、中书监、中书令、尚书令、尚书仆射、侍中等三省长官构成。”(陈长琦《魏晋南朝世族对国家权力中心的作用方式》)王氏家族中世代都不乏掌握朝廷要职的人物，形成了其家族能长久的重权高位、兴旺发达。

    依赖于九品中正制的荫护，加之王氏家族子孙繁多、直系庞大，整个魏晋南朝时期，其家族在政治上的权势便没有空白区，真的可称得上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他们盘根错节，相互呼应，形成了一张密不可击的强大有力的权势之网。

   （三）王氏家族的政治联姻

    婚姻关系并不是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的，它可以反映出一定社会的一些政治、经济或者民族关系的特点；同时，它又会对社会政治、经济产生影响。尤其是上层统治阶级间的婚姻关系，更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琅琊王氏的婚姻也不例外，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婚姻成为其家族谋求兴旺发达的政治手段和保障。

    在王氏家族的婚姻关系中，为其兴盛显赫的政治地位和权利服务的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王氏与皇室联姻。前面提到过，西晋时，王戎因为与贾后有姻亲关系，在创“甲午制”受挫时才得以逃过一劫。王衍的妻子郭氏是贾后舅舅之女，于是，在贾后干政时，他一跃成为了尚书令，他的女儿中有一个也嫁给了太子司马迥。东晋大将军王敦，他娶的是晋武帝的女儿襄城公主，王羲之的妻子是新安公主，他的孙女是晋安帝的皇后；王嘏的妻子也是皇室公主，即鄱阳公主。南朝时期，“王氏与皇室通婚就有33例，单南朝王后中，出自王氏的-就总数的29％，王妃有7人；南朝见于史籍的公主有51人，而王氏尚公主者就有16人，约占总数的31％。”(高诗敏《南朝琅琊王氏的婚宦与地位的嬗变》)

    第二种，王氏与其他世家大族联姻。王衍的两个女儿除了一个嫁给太子外，另一个嫁给外戚——贾后的内侄贾谧，这使得王衍在仕途中左右逢源；王戎招当时的名士高官裴顾为女婿；而王导在元帝东渡后则试图利用婚姻关系拉拢江南名流，只是被拒绝了。到南朝时期，王氏与世家大族通婚的就有29例。(高诗敏《南朝琅琊王氏的婚宦与地位的嬗变》)

    在臣强主弱的两晋南朝时代，皇室不得不依赖于政治地位高、社会威望大的世家大族，于是婚姻成了笼络世族的政治手段。正如施光明先生所讲：“结婚乃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政治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施光明《北朝民族通婚研究》)这样的政治婚姻对于王氏是有利可图的，正是这样的婚姻使得其家族的政  治地位得到了不断的巩固和提高。

   （四）王氏子弟机变的政治态度

    王氏家族能在动乱的岁月中成为经久不衰的第一豪族，还与王氏子弟的应世态度——机变、进取有分不开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从王祥、王导几人的政治活动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先说王祥，他自三国时出仕到司马氏建立西晋的王朝更替过程中，并未被淹没，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机变灵活、审时度势。天下大乱的年代，他不动声色，自己的行为能保持一个恰当分寸：被司马氏封为太保后，他知道自己年事已高所需要的是退守，于是请求退位，为后代保全了一切的基业。王戎与他非常相似：在“八王之乱”的风云年代里，他与贾后和诸王  们都保持一定距离，事不关己一言不发，凭借自己的资深门第坐享厚禄、保全门户。相比之下，王衍则较为主动：他利用关系得到贾后给他的尚书令后，仍不失进取之心，又主动与贾后和王室联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王导更不用说是一名资深的政治家，也更加会运用时势为自己的发展创造机会。且不说他在江南如何笼络吴人世族，当儒学之风盛行不可挡时，他便顺水推舟，倡导兴办太学，大力传播儒家思想，连自己都玄儒兼修了。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又往往能和当时的政治现实相结合：元帝即位时，王导最终并未与其同坐御床，而是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房玄龄《晋书》)可见，他并没有要去打破各大族平衡的状态而招来祸端，这便是他的机警之处。历史上有“王敦之乱”，这期间更能显现出王导的机变：他通过权衡利弊，一面默许王敦诛杀司马睿的亲信刘隗、刁协二人，一面又亲自去请罪。与王敦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而在王敦与司马绍的战争中，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首鼠两端，最后反而因“大义灭亲”而官职高升。

四、结语

    东晋时期的琅琊王氏家族，在历史给予他们的特殊机遇中，利用与王室大族的婚姻关系，在九品中正制的荫庇下，他们的政治态度与时势随时保持一致；通过其繁盛子孙一个个在仕途中的得志显达，维系和不断带动着这个大家族的运转。

    王与马结合并开启的江东政权，奠定了东晋王朝的政局基础，影响深远。新王朝的建立并未堵塞王氏子弟的仕进之路，他们仍然冠冕不经，华贵显赫，其家族的政治及文化影响也同样经久不衰，并使它最终成为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显贵豪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