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沂蒙历史人物对儒学的传承与践行

近代沂蒙社会中，有一大批历史人物积极传承和践行儒家的孝友、忠贞、济世安民等思想，为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社会的安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为国为民、杀身成仁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批沂蒙优秀儿女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人民利益，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充分体现了沂蒙人民的高风亮节。

（一）左宝贵血洒平壤

左宝贵(1837—1894)，字冠廷，回族，费县地方镇(今属平邑县)人。家贫，父母早亡，兄弟三人孤苦无依，以修补旧鞋为业。后左宝贵带着两个弟弟离家去南京谋生。清咸丰(1851—1860)初，应募入清军。后转战大江南北，与太平天国、捻军等作战，因战功显著，先后被任为守备、游击、副将，并加总兵衔。光绪元年(1875年)春，奉命驻防奉天、吉林两省，此后，左宝贵率师与部分农民起义军作战，并同时剿灭了一些土匪流寇及其他为害社会的地方势力。在这一过程中，左宝贵并非一味杀戮而是在擒其首领之后，对其余人开诚布公，予以自新之路，促其归降并资遣还家。

光绪十五年(1889年)，左宝贵被补授为广东高州镇总兵，仍留驻东北，他在治军讲武之余，大兴文教卫生事业。在营口海神庙、沈阳练军公所及南北寺等地设大、小义学多处。左宝贵拨给这些学校经费，公务之余，他亲去这些学校，考问诸生学习儒学及其他课程的情况，“循循然有儒士之风”(《费县志》卷十《人物•左宝贵》)除外，又设栖流所(收容站)、育婴堂、牛痘局、字纸局、同善堂等；以应对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左宝贵又遵照儒家重视民生的思想，着手解决奉天以西数州县水患问题，命军队筑堤防备水灾。左宝贵的这些举措，无疑体现了儒家治国的若干思想，或说这是他对儒学的践行。

光绪十七年(1891年)左宝贵因功被赏头品顶戴，并穿黄马褂。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六月间，日本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朝鲜与中国的战争，清政府被迫应战，于是左宝贵奉命率师去朝鲜抗击日本侵略者，七月六日(8月6日)抵达平壤。

在调左宝贵入朝的同时，清政府还调动了其他军队从陆海两路入朝鲜。至七月上旬，集结于平壤的清军已达万人。而当时侵入朝鲜的日军仅一个混成旅团。军队数量对比，有利于清军。因而光绪帝下诏令清军日夜兼程，直抵汉城。但李鸿章畏首畏尾，反对“躁进”，失去战争的主动权。此时日军却大举增兵，在占领汉城等军事要地后，又绕道直扑平壤。清军不但失去主动权而且李鸿章指挥失宜，他命谎报军情、贪生怕死的直隶总督叶志超为平壤备军统领，叶志超力主逃跑，更使清军人心涣散，士气低落。

八月十五日(9月14日)，日军1.7万人合围平壤，左宝贵奉命率1500人守平壤城北门玄武门。玄武门跨山为城，城外有一高台曰牡丹台，是整个平壤的制高点。左宝贵深知据守它的重要性，因而早已命士兵修筑工事、据险而守。当夜，清军统领叶志超召集各军将领开会，再次提出弃城逃跑的主张，受到左宝贵的严词拒绝。十六日，日军分两路猛攻牡丹台，左宝贵指挥清军进行了英勇抵抗，日军死伤惨重，但终未得手。后来日军改用排炮轰击，加之敌众我寡，牡丹台终于失守。在失守之前，左宝贵曾向叶志超求援，叶志超置之不理。在牡丹台失守之后，左宝贵深感形势的严峻，但他抱定杀身成仁，誓死卫国的决心，因而指挥沉着，淡定如常。为鼓舞士气，他在按回教礼仪沐浴之后，把朝服穿戴整齐，站在城上督战。这时部属劝他脱去黄马褂和顶戴花翎，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毫无惧色地说：“吾服朝服欲士兵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他又亲自点燃大炮，向敌人发射，在受伤后，仍战斗不息，这些都极大地激励了清军将士，他们拼死搏斗，接连打败了日军的三次冲锋。日军见此，即将大炮移至牡丹台上，居高临下，向玄武门开炮，左宝贵先是连中两枪，仍坚持指挥，之后又被炮弹击中左胸，顿时鲜血喷涌，为反对侵略者、维护民族的尊严而壮烈殉国，成为践行儒家“杀身成仁”的光辉典范。正如前人诗云：“人能杀贼魂为厉，节到忘身死亦生。”(张燕彤《吊左忠壮公》)左宝贵的光辉事迹及形象将永远彪炳于史册。

左宝贵为国捐躯后，清廷按例进行了优恤，谥其为“忠壮”，遣官致祭，入本籍及阵亡地昭忠祠，并付国史馆立传，使其英名与事迹传之不朽。

与左宝贵同时殉国的还有费县人杨建春等。

（二）王者宾宁死不受辱

王者宾，字寅谷，莒县人。同治庚午(1870年)科举人，后以知县任用，暂住通州待命。后来发生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到西安的事变，他对此十分气愤，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而况为夷辱耶!”(意思是，君主有忧患，就是臣子的耻辱；君主有耻辱，臣子就应该为自己未能排除耻辱而死，更何况我们现在是受到西方侵略者之辱，我们更应不惜身死以表示抗争。)不久，他投通州北河而死。王者宾之死虽然有相当浓厚的愚忠色彩，但他仍然体现了儒家宁死不屈、杀身成仁的精神。

（三）谢蓬山为保护学生而献身

谢蓬山，字一峰，莒南十字路人，山东省立第五中学(今临沂一中)毕业生。自幼受儒学“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精神的影响。由于家庭十分贫寒，在校学习时，“常减食以充学费”(《重修莒志》卷六十一《人物六》)，但“学绩最优，课艺多刊布为诸生式”(同上)从五中毕业后，考入湖北武昌高等师范学习，终因家贫辍学，后到许口镇高等小学任教。1922年夏，有一大股土匪袭击许口镇，并窜入学校劫掠年幼的学生为人质。谢蓬山老师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保护学生，并指斥土匪破坏学校秩序，土匪恼羞成怒，残忍杀害了谢蓬山老师。事后，莒县知事周仁寿将谢蓬山的事迹上报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对其家属进行了抚恤。

谢蓬山的事迹表现了儒学所具有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和关爱他人的崇高精神，今日瞻读仍觉感人至深。

（四）王春芳见义勇为

王春芳，字芬如，临沂县义堂人，为监生，少慷慨有大志。光绪十六(1860)年，当地有土匪啸聚，四处抢掠。王春芳督促乡邻严加防备。当他听说在村南有人被土匪围困时，即不顾危险率领众人前往营救。在混战中，王春芳不幸中枪倒地。众人赶紧将他抢救回家。王春芳说：“我快死了，不要管我，追土匪要紧。”说罢溘然而逝。

为了表彰王春芳的见义勇为精神，临沂县和沂州府官员皆给予抚恤，山东巡抚为之题写了“勇果好义”的门额。

二、孝事父母，友于兄弟

受儒学孝悌思想的熏陶与影响，近代沂蒙社会中，孝友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涌现出许多孝友典型，各县方志多有记载。

李清基很小时候就死了父亲，他对母亲十分孝顺，他做事时总是先揣摩透母亲的心意，然后去做那些母亲希望做的事。因而，他的孝名远播。李清基的两个族孙李魁元、李宗德也很有孝名。

李魁元的父亲年五十而鳏居，魁元尽心侍奉他长达四十年，无论是天寒地冻，还是酷暑炎夏，他始终未远离父亲，以便及时伺候。李宗德的父母皆瘫痪在床，他每天都要早起侍候父母洗刷、如厕，然后早飡。安顿好父母后，再到街市上去做小本买卖，赚些蝇头微利，以维持生计。在父母死后，他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置办棺材，只好卖身为奴，将得到的钱买了棺材，埋葬了父母。每到父母忌日，他哀痛不已，因而乡人皆很敬重他。

蒋鸿音为人至孝，母亲生病时，总是不离母亲身侧。母食则食；母不食则泣，晚上一直守候在母亲身边，彻夜不眠，这样过了几个月，母亲死后，他十分悲伤，竟想以身殉母，幸受到亲属及乡邻的阻止，未那样办，但亦自此病卧不起，几个月即逝去了，年仅24岁。其弟蒋鸣义，也像哥哥一样，悲痛不已，23岁即因哀伤过度而终。人们称他们为蒋氏两孝子。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蒋氏两孝子的孝亲行为是应充分肯定的，但他们缺乏理性，忘记了儒学主张的人的社会责任问题，人不仅仅是为自己的父母而活着，还应该努力做到安人济世，给更多的人以帮助。因此，在父母逝去之后，以顺便节哀为好。

石清階，临沂城人。对父亲和继母十分孝顺，对继母所生的三个弟弟亦很友善。三个弟弟成家后，因无力赡养父母，清階即独自奉养父母。有弟弟病故，清階亦竭力予以帮助，使之妥善安葬。

尹廷玉，沂南青驼寺人，事母至孝。母病，他奉侍周至，衣不解带者数年。母死后，他哀毁尽礼，每天夜里都到母亲墓前祷告，风雨无阻。

王擢庸，苍山兰陵镇人。事父母至孝，父母殁后，他都是庐墓三年。三年内不茹荤腥和酒水。他死后，其子王恩兆亦庐墓三年。

赵汝清，家本贫寒，为人至性。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遇到灾荒，他为了照顾父母，把菜园卖了，使父母能像往常一样吃到美食。而他和妻子却在背地里吃糠咽菜。

李垺，莒县东部人，太学生。为人至孝，在父亲病重时，他呼天喊地地进行祈祷，又按当时的说法，割下一片大腿肉作药引给父亲治病(此即所谓“割股和药”，实无科学根据)。李坪的儿子李继藻亦为太学生，继承孝友家风。父母死后，曾庐墓三年，每次吃饭都要进行祭奠，无论酷暑严寒，从未间断。到其八十多岁时，自己因年老体衰已无法到父母墓前，使命令子孙代自己到父母墓前祭奠。

张华廷，莒县井邱人，岁贡生，侯选训导。年少时父母去世，多亏兄长的照顾，才长大成人。在兄弟分家时，一切田地财产，惟兄长选择，自己一点也不计较多寡好坏。对母亲十分孝顺，自己常以青菜充饥，而对母亲的供给却从来不缺“甘脂”。他在乡中授徒，经常把所得钱物送给乡中的贫困者，因而威信很高。

邴宛麟(181—1911)，字子骏，号卧云，又号耕云，莒县人。《重修莒志•孝友》载：“以绘事鸣于时，善山水．人物．罗汉，获者皆宝之。”邴宛麟为晚清山林派画家。邴宛麟年少时父母双亡，其兄邴吉亭把他抚养成人。他亦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兄长。在他60多岁时，邴吉亭有病，他日夜不离兄侧，问寒问暖，亲自熬药侍奉。兄死后，他哭得十分痛心，两眼都肿了，其他人看到这种情况，也感动得流泪。

潘锡龄，莒县城北人，州学的学生，天性孝友。父亲病故后，他直哭得两眼流血，不思饮食，决意以身殉父。他的二哥开导他说：“我与你共兄弟五人，大哥早就患心脏病，难以理事；四弟英年早逝，留下一个孩子。小弟年龄很小。现在母亲需要照顾，弟侄们也不能自立，但真正能干事的只有我们两人，你如果再随父亲而去，这些事怎么办呢?”潘锡龄听后，幡然醒悟，决心好好活下去。他为父亲庐墓三年后，即着手教育弟侄，并为他们延请名师，族中的贫寒子弟约有数十人，也随来就学，他皆为之准备了学费，不再向个人征收。他的小弟岳龄和侄子后来皆入太学学习，并皆学业有成。

全应旗是州学的学生，为人至孝。其父长期卧病，他衣不解带者数年，亲自为之煎汤熬药，从不懈怠，父亲病终时，他的哀痛胜过常人，他对哥哥在数十年中一直尊敬有加，兄弟问从未产生龃龉。

孙继宗，家庭贫寒，全靠种地为生，但对父亲十分孝顺，每顿饭都要具备酒肉，而自己从来不沾酒肉。有一次，父亲特地要他吃自己吃剩的肉，孙继宗吃后大吐不止。当时父亲认为他真的不能吃肉，所以此后，每顿饭都把肉吃光。其他人也认为孙继宗不能吃肉。后来父亲病故，孙继宗守孝三年后，吃饭菜和别人没有什么差别。这时大家才明白原来孙继宗为了让父亲吃好，自己故意不吃肉的。

张淇，家贫，8岁时，父亲外出不归，他只好给人家放猪，以挣口饭吃。主人家每次供给他的饭菜，他都是只吃一半，留下一半带回家去给母亲吃。

三、扶危济困，为善乡里

近代沂蒙地区、许多士人积极继承与弘扬先秦儒家提出的济世安民的思想，在他人遇到危难或整个社会发生灾荒、变乱时，能以一己之力扶危济困、救助他人，在历史上写下了绚丽的一页。

李典绪，日照人，岁贡生，为人以孝友闻名，又崇尚义气，乡邻有急事，必予以周济帮助，遇到荒年，总是把粮食借给穷人，遇到邻里有争讼者，总是予以调解，使之消融矛盾，化解纠纷。捻军进攻沂蒙地区时，他率领众人到山中避难，因人多，一时发生了饥荒，他首先带头拿出多余的粮食分给无食者，这样才保住了避难群众的生命。他死后，群众自发为之立碑纪念。

厉贯一，日照人。幼年丧母，生活贫寒，长大后一直十分孝敬父亲。与兄分家时，把好地让给兄长。有本族的一个男孩，无依无靠，他即收养教育，使之成人。乡中有因生活困难，无力婚娶者，他尽力予以资助，即使因此而造成自己家中困难，他也毫无怨言，他还经常为乡邻化解纠纷，使邻里和谐相处。

许珹，日照人，对父母十分孝顺，平日读书做学问，不大过问其他事情，里中的青年学子多出他的门下。他对中医很有研究，善于治疗各种病症，从来不向他人索取报酬。有时遇到予以重金者，他坚决辞谢。直到晚年，他双目失明后，仍有许多人前来问诊。   

全克载，费县人，太学生。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在他成人之后，经过辛勤的努力，家境逐渐丰裕，他便开始了救助他人的工作。他有三个外甥，年幼丧父，他便把他们收养到家中，抚之无异于亲生。村东南的涑河，每到夏季，洪水暴涨，两岸便断绝了交通。于是，他决定发动众人集资修桥，他首先捐出一千余缗，带动了大家，人们纷纷慷慨解囊，有个姓孟的穷人，因过于困难，想把妻子卖了。全克载知道后，便赠给他一大笔钱款，解决了他的困难，并敦促其夫妻和好。

全应旗，除以孝友闻名外，亦有扶危救困的美德。他的私塾老师王焕章到省城参加乡试，不幸染病身亡。当时全应旗也在参加这次乡试，但他为了办理老师的后事，毅然放弃了这次应试的机会，亲自把老师的灵柩送回其家。咸丰辛酉(1861)年，国内局势混乱，太平天国起义、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些土匪乘机起来作乱。全应旗率家人到沂州城避乱，平定土匪后，他回到费县，看到村落为墟，附近十几个村庄的房屋全部毁于兵火，父老无处可居。他原有山林松树数千株，于是决定全部献出，以供乡亲们建房之用，他说：“乱离之后，得生全幸矣，木奚惜!”他请乡亲们去伐树，以盖房，结果数千株树全被伐光，他没有向任何人索取树款。乡邻中有一个叫马安的人，家中数世单传。但在马安成年后，因家贫，无力婚娶。全应旗知道后，即赠给他一笔钱，使之娶妻生子。

陈廷辅，费县人，为人好善乐施。他的侄子八岁时丧父，他对之视如己出，关怀备至，将其抚养成人。其从弟亦幼年丧父，孤苦零丁，陈廷辅便把他接到家中抚养；后又为之延请塾师教读，后来这位从弟成为廪生。

杨孝凤，费县人。在与兄分家时，把好地全部让给兄长。清咸丰(185l—1860)初，当地闹饥荒。杨孝凤设了粥棚，向穷人施粥，救活了很多人，这样弄得自己也一贫如洗了。这时又有人向他们讨米，但他家中的存粮也只有一升了，于是他取半升米给了讨米者，类似的事例还有一些。

董继志，费县人，长期在郯城县设教。郯城人于腾，幼年家贫，继志劝他读书，不收取学费，于腾的父亲不大同意，继志再三劝说，又接济了他家一些财物，于腾的父亲才同意让孩子读书。经过几年的教育与于腾的努力，于腾逐渐有了点名气。董继志又把于腾推荐给一些名儒。后来于腾考中进士，任四川铜梁县知县。人们都认为这是董继志的功劳。

朱永元，费县人，为人好周急济贫。同村某人借他的钱经商，先后借了五百两白银，后来因赔本不能偿还，朱永元即表示不用再还了，并当即把借据烧毁。还有一个亲戚，因家贫不能娶妻，朱永元即出资为之完婚，并为之买地二十亩。还有一些学生无钱参加科举考试，朱永元即出资帮助，类似的事很多，朱永元因之受到乡人的称赞。

李智锡，费县人。少年丧父，对母亲以孝闻名。其从兄弟，家贫。李智锡即为之购置土地等家产，又为之延师教读，对他就如同胞兄弟一样。李智锡看到族人中有一些人死后无地可葬，于是捐地数区，以供这些人安葬。有一年遇到饥荒，有人把一个三岁的女孩扔到路上，他即把女孩抱回家，呵护有加，抚育成人，又为择婿，帮其完婚。还有一个寡妇抱着一个八个月的孩子讨饭，因经常挨饿，要母子一起投井。李智锡知道此事后，即出资赡养。几年后又让那个孩子与自己的子孙一起读书，后来，那个孩子因学习成绩优秀，成了州学的高材生。

李泮林，费县人。清咸丰年间，国家多事，内忧外患频仍，一些土匪亦乘机而起，抢掠人民财产。李泮林即出资修筑堡寨，保护乡邻。又曾出资二千两以助军饷，施给贫农三百石粮食，以维持生计。土匪平定后，广大农民种田无牛，李泮林又出资二千串为贫民买牛。后来这些贫民有了钱，把买牛钱还给他后，他又把这部分钱转到费县崇文书院，以作为那些贫苦学子的伙食补贴。李泮林的这些作为深受到当地群众的赞许。

四、精研儒学义理，提出谠议嘉谋

近代时期，沂蒙地区对儒学的传承，还表现为一些有识之士能够精心研究儒学义理，提出了若干谠议嘉谋，对于人们的修身、齐家、治国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这方面有影响的人物有：庄予桢、庄清吉、庄陔兰、李凤书等。

庄清吉(1864—1914)，字绍尹，号一泉，费县诸满村人，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点翰林，曾支持戊戌变法，后任直隶柏乡县知县。他自幼学习儒学，对儒学义理有较深的理解，能结合具体情况作出发挥。流传至今的《庄清吉会试中式硃卷》则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如对“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一题的回答，对“礼”“利”与“和”的关系作了较好的分析说明，指出为政者一味追求私利，不但无法治理所辖之地，而且还会祸及子孙。

对“不诚无物”一题的回答，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对儒学义理的基本概念之一的“诚”作了较好的分析说明。儒学的“诚”实际讲的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就是说“诚”在事物发展中特别是人的实践中的作用。但是，“诚”既然是属于主观能动性的范畴，因而必然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诚无物”，在有些时候是“诚亦无物”，如旧时代的农民天旱求雨时，三拜九叩，虔诚有加，但老天爷仍然不下雨。对于这一点在讨论儒家的“诚”时是必须看到的。

庄陔兰(1872—1946)，字心如，又字渚山，号春亭，今莒南县大店镇人。清光绪甲辰(1904年)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侍读学士。后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山东省议会副会长、国会议员。其前期对儒学有相当深的研究。《庄陔兰会试中式墨卷》三篇策论，即《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贾生五饵三表之说，班固讥其疏，然秦穆公用以霸西戎》《北宋结金以图燕，南宋助元以攻蔡论》，在这三篇策论中，能用儒家治国理论，分析论证历史上的治国得失，并为当时执政者处理内政外交提供借鉴。表现了近代以来，士人继承和发挥经世致用的精神，重视实际问题解决的良好倾向。